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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批评转向边缘文化批评
与文化研究之政治批判指向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是它在研究对象上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文化研究越来越从主流文化批评走向边缘文化批评，从直接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评转向了对某些处于边缘领域的个别文化现象的批评，从宏观的总体性的社会文化批评转向了微观的具体的文化领域和文化现象的批评。
以威廉姆斯、霍加特、汤普森为代表的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赞扬的同时，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也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批判。7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逐步离开了主流文化研究，转向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其他非主流的边缘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70年代工作时的重点之一，它主要研究战后英国国内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比如特迪青年、摩得族、光头党、嬉皮士等的亚文化现象。从7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更加走向非主流化，女权主义、种族理论、性别问题等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焦点。
随着福科知识考古学方法论的广泛运用和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理念的扩展，文化研究的非主流化在80年代以来大加盛行。杰姆逊研究了全球化条件下弱势文化的现实境遇问题，对第三世界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殖民主义文化分析则关注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建构的困难。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理论家们大都离开现实而回退到文艺复兴时期或19世纪的文献中，对现实意识形态只是作象征性的批评。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者在对象上的这种变化，同他们的批评策略和批评方法的转变密切相关。他们在研究方法论上逐步脱离了早期文化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密切关注现实、进行直接阶级斗争的方法论，而采用了符号学、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话语分析等方法论，并把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论用到文化研究当中，从边缘入手，以求通过对边缘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分析来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批评。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模式的转向揭示了研究者在文化立场与政治批判、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化理解与研究视野等方面的转换过程，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深度交叉、总分结合的状态。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转变使得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过度走向了分散性、符号性和边缘性，从而失去了文化研究本身应该具有的学术对象和研究立场，导致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界限日益模糊，以至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日益失去其学术领地，在20世纪80年代并入社会学系。在2002年6月17日，社会学系也无奈挂牌宣告“本系已被撤销，别无他事”。由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至少应该成为“有领地的学术”和“有立场的学问”，这也许就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模式转向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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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4-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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