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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政治批判转向符号政治批判
发端于5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等本身就是当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意识从一开始就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内在因子。但是，政治批判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进展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从现实实践批判向学院理论批判转变，从阶级政治批判向符号政治批判转变。
50年代的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具有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论，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的路子继续前进，反对利维斯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批评，赞同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阶级政治批判指向，把文化分析、政治分析和阶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威廉姆斯“社会”的文化定义在开创新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启动了威廉姆斯对文化的阶级分析，既然文化跟生产、做生意、政治、养家糊口一样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那么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就是不一样的，就具有他自己社会实践的特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也就是不同的。
文化研究之政治批判的嬗变在70年代伯明翰文化中心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开始发生。伯明翰文化中心早期亚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工人阶级被压迫经验和阶级斗争对解读亚文化的重要性。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的引入，符号学理论很快成为伯明翰文化中心一些理论家研究亚文化的重要方法论支撑，而方法论的转换也同时带来了政治批判指向本身的变化，强烈的阶级批判转化成为相对微弱的符号批判。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是这个转变的代表。他改变了伯明翰亚文化研究的阶级方法，更多地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亚文化的颠覆性含义，认为对亚文化意义的分析就是解读亚文化符号并挖掘这些符号所潜含的深层次意义。
进入80年代，符号学方法论开始被更加广泛地运用，符号政治理论更加盛行，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研究成为符号批判的重要代表。在费斯克看来，文化是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大众文化是社会大众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各种资源所创造的意义，是社会大众把文本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二者相关性中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属于社会大众自己的。在此基础上，费斯克认为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大众通过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统治体系进行了规避与抵制；当然，这样的抵抗无论如何不是一种直接的行动上的抵抗，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发生在心理层面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策略。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在政治批判上的这种变化同研究者阶级立场、文化态度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变化是分不开的。70年代以前，不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比较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来处理文化问题，因而他们更多地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批判当然带有强烈的现实性。随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爆发的可能性日益减弱，这就使理论家们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文化态度，从强烈的现实批判转入微观的心理批判和符号批判，从火热的文化批判实践转入了学院化的理论批判，越来越缺乏批判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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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4-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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