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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先后师事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先生，终生研究道家与道教文化，曾撰《论老聃》载入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王明先生赞同清人汪中的说法，认为孔丘问礼者为老聃，著《老子》者为太史儋，并据《史记·项羽本纪》云“上将军”之官职出于战国等史料论证之。他晚年却又反悔，认为司马迁既明言老子西出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何必多事归诸太史儋耶？且“范蠡称上将军”亦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可见“上将军”之官名春秋时亦有之。尹振环教授更有甚之，论“老子其人”而著“司马迁直笔明文肯定老聃，暗里曲笔肯定太史儋”一节，赞同清人汪中之推测。其实司马迁不过“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而已，何来如此多的心机？尹振环教授之论，盖来之何炳棣院士之考据。何炳棣教授在2000年11月《燕京学报》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竟从司马谈、迁身世及所记老子后裔世谱入手，论证《老子》著于《孙子兵法》之后，老子即为太史儋。然而司马迁毕竟没有直书“太史儋之子名宗”，“太史儋著书上下篇”，何院士之考据巧则巧矣，眼下也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其实关于《道德经》成书的过程，我也有一种“推测”，却不认为著于晚于孔子的太史儋，而是认为如果此书果然有个初本的话，其始作俑者当是《史记·周本纪》、《国语·郑语》里记载的西周史官伯阳甫。伯阳甫于周幽王时为太史，可“登春台”、“享太牢”，曾预言“周将亡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其“论地震”讲“天地之气”，亦和《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相一致。《道德经》中的文字描述，以史实证之，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等，亦不晚于周幽王之时。《吕氏春秋·重言》云：“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老子“有本字伯阳”，“号伯阳父”，是史家流传甚久的说法。盖《道德经》的思想既为史官所传，其基本观点早在西周史伯时已有初本当属可能，老聃据此著上下篇而成今本《道德经》乃顺理成章。我对《道德经》有个初本及其作者的“猜测”揣摩已久，可喜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马文增先生著《〈老子〉“小国寡民”章及老学若干基础性问题辨析》，已在2008年初出版的《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一辑有所论证矣。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为儒生所记《道德经》之节本的说法，是我听饶宗颐教授最先讲出的，至少今天还难以断定竹简本就是《老子》的初本。楚墓竹简本、汉墓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对于校读今本《道德经》之文句功莫大焉，然据以推翻今本，尚嫌不足。王弼等魏晋名士皆没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其治学方法靠悟性，所出今本《老子》亦必有根据。我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而自然科学的创造发现，首先靠多年研究积累的悟性、直觉和灵感，一步即见到真实，再以数学逻辑推理论证之，故爱因斯坦讲直觉与灵感比数学更重要。凡是美的东西往往也是善的和真的，而美的原则在于其简单性与和谐性。托勒密的“地心说”为解释天文现象把每个天体都加上三个圆周搞得很复杂，哥白尼的“日心说”则说地球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很简单和谐，被证明也是真实的。因之科学上有一把“奥卡姆剃刀”，把那些复杂多事的“推测”剃光。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也需要“奥卡姆剃刀”,摒弃那些缺乏美感、过分繁琐、无事生非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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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12-23 20:22:4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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