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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性认知与叙事性认知
真正将叙事回复到认识的含义上，将叙事作为描述人类体验的知识形式给予合法地位的，当属心理学家杰罗米·布鲁纳。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中，自古希腊以降，真理的创造和传播，一直被视为属于逻辑和形式的话语范畴。理性等同于一种特定的话语，即提出假设、报告证据和作出推论。其他形式的话语，比如诗歌、戏剧和故事性的叙述，都不适合于呈现清晰的思想和知识，它们都应限定在传达和产生情感的范围内。而布鲁纳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叙事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相反，这也是一种正当的认识方式。布鲁纳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运作模式，两种思想模式，各自提供了不同的整理体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它们尽管是相互补充的，但不能相互还原……而且，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Bruner，1985：11）。布鲁纳分别称之为传统的倚重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paradigmatic cognition）和通过故事来认识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
尽管布鲁纳的这种观点并不特别新颖，毕竟此前已有不少类似的观点，但将之明确提出并在学术共同体中引起广泛关注，布鲁纳当是功不可没。其实，正如波斯特曼（Postman）所说，“不象科学，社会研究从未发现什么。它不过是重新发现了人们曾经被告知的并需要再次被告知的东西”（转引自Emihovich，1995：45）。在社会理论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物，但是各种可能性其实总是有人能够想到，只是时机未到而不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布鲁纳的这种区分虽说并非独创，但因为顺应潮流，所以值得我们细加考究。
范式性认知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将特定的案例归入一个范畴或者概念。界定一个概念，就是寻找属于这个概念的成员所分享的共同属性。一般概念下面还有从属概念或范畴。抽象地说，范式性认知寻求的是同一性。所以，这种认知通常并不关心同属一个范畴下的成员之间的差异。正是通过分类功能，范式性认知将独特性与一般性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体验以秩序。我们知道，在社会学中，范畴的确立是在资料的收集之前，研究者预先设计好测量工具和观察手段，然后再决定特定的事件或事物是否属于自己所关注的范围。当然，复杂的研究还会试图借助于因素分析之类的计算方法，来寻找范畴之间可能的关系。通过由此而来的概念网络，我们在建构我们的体验时，主要关注的是一再出现的共同要素。这种概念网络是从体验之流中抽象出来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熟悉而脱离特定脉络（familiar and decontextualized）的知识。
而叙事性认知则是指向人类行动的理解。人类行动是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情境压力和预期的目标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不象自然客体，人类行动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完全重复。如果说范式性认知关注的是行动中的共同一面，那么叙事性认知则是专注于每一行动的独特性。所以，叙事性思维的运作是通过强调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将之放在特定的时间脉络之中，抓住的是人类事务的意义的丰富性和微妙差别。而诸如此类的特定，是无法通过概念界定、事实陈述或者抽象命题来表达的。那么叙事认知具体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是通过包含了情节的故事（emplotted stories）。情节将特定行动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一个生活片段（episode）。这种片段一方面可能激起我们同情、愤怒或悲伤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性知识，即当事人何以如此行动，从而使之能被理解。叙事性认知不是从各种故事中提取一般的规则或原则，而是维持在特定片段的层面上；也不是将包含了情节的故事还原为一套命题，而丧失了其中的戏剧性和整合性特征。这种故事化的体验，可以通过类比为理解新的行动片段提供基础（Polkinghorne，1995）。
简言之，偏重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寻求的是普遍的真理条件；而叙事性认知则是探究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叙事模式中的解释具有脉络嵌入性，而逻辑-科学的解释则是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与形而上学的现实或者抽象的模式不同，故事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它们透露了人类体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Stephenson，2000：112）。不过，他们都是理性的认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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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2008-09-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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