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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军]三足鼎立:民族志的田野、理论和方法
  作者:张小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8-29 | 点击数:7397
 

 

一、先谈谈什么是民族志。这么多年的教学和思考中,感觉到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这一概念。英文“ethnography”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ethno-”,在中文中译为民族,这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比较贴切的译法应该是文化群。相应地,ethnology翻译为民族学也不十分妥当,其另一种译法人类文化学”——研究不同人类文化的学问,倒是比较贴切。后一部分“graphy”的基本含义翻译为,还可以。所以,ethnography的直接翻译应该是不同文化群的志文化群之志是我们讲的民族志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我们都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里,文化群的志当然包括不同民族、种族、各种族群的志;也包括了一个部落、村寨、公司甚至城市的志,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志如果要取代所有这些文化群的志,这就有问题。当然,也有人讲用田野志,但田野志只强调了田野,或者还不如叫文化志。其实,叫什么名称也许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中文翻译,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它在说什么。1949年后,民族学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民族学,研究汉族还不行,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这和对这个词根的误解有关。
 
格尔兹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中进行研究,大家可以体会这句话。我的田野研究是在福建的一个村子,林耀华先生、庄孔韶老师的田野也是福建的一个村子,我们不是研究村落,那我们研究什么呢?虽然很多人类学词典里都这样定义民族志,说民族志是科学地展开文化现象的基本说明,但基本上不可能围绕一个民族去。当然这个习惯用法很难改变。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文化群的志,我们必须明白这里边的含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讲文化群的志,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一群人的文化?这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如果文化都不明白,那还去,志来志去就乱套了。民族志现在的基本状况其实就是这样。
 
二、谈谈田野、方法、理论。这就是我说的民族志的三足鼎立。首先,大家往往习惯将民族志与田野研究划上等号,其实这是误解。所以民俗学准备出三千卷的民俗志,但恐怕民族志连三百本甚至三十本也出不来。道理很简单,民族志不是一个简单的田野研究,下去弄回来一堆资料(我说的不是民俗志),拼在一块说这就是民族志,没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讲三足鼎立?田野、方法和理论在一个完整的民族志中缺一不可。像庄孔韶的《银翅》,田野是一部分,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它与林先生的《金翼》有一个对照。林先生用的是功能主义方法,这一点他在最后一章里特别强调了。庄先生用的是直觉主义的方法。这两本书在叙事方式、理论关怀以及使用的方法上都有差异,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感觉也不一样。任何一个完整的民族志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就田野来说,格尔兹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你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你在田野的也不一定都是人类学家。不少学者已经显示了对后现代人类学的担忧,当代的田野工作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危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涉及到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所有的人都说我能做田野,包括传媒、新闻记者,下去做田野,回来就做篇报道,说这是田野研究。这里我为什么强调三足鼎立呢?实际上是说,你在田野种田的不一定是农民,农民是会种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人类学家就是会做田野的,但应该是这样的,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应该是会做田野的,而在田野的不一定都是人类学者。现在田野也是一个被滥用的地方,说我去过田野了,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人类学的田野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对田野的资料怎样去?没有理论和方法的资料堆砌不是民族志,这一点很重要。大家可以去慢慢思索,人类学的田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统计的方法去算几个数?这里有一个对经验的理解的问题。
 
第二,方法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因为已经发了,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多重复了。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强调的是民族志方法上的互补性。通过一个表格,列举了20个基本对立的范畴,包括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与现象学的民族志,民族志的科学化与文学化,他者和本土,客位与主位,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等,当然你还可以列得更多。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方法上的互补。我们可能会去讨论描述和解释哪一个对,这个其实是比较幼稚的问题。就像物理学里讨论光是波还是粒子一样,现在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怎样去互补共存,这是个方法的问题,在大量的田野实践中会遇到的问题。
 
最后,谈谈理论的问题。理论在民族志里是比较要命的。大家可以想象,下去田野,拿回资料,然后把它写成民族志,人家问你理论在哪儿?这是大问题。按格尔兹的想法,你要看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民族志出来了,所有的理论都包含在里面,你读人类学所有经典的东西,里面都包含理论,是人类学的生命,那这些理论怎么写进去的呢?所以我们不要想象说民族志挺好玩的,下去弄点资料凑起来就完事,没那么简单。这个现在没有时间去详细地说,这个比较复杂,它有一套学科的训练,要求在理论的脉络中有所创新。
 
我跟铁梁说了,我不懂民俗志,但一听三千卷,就大致明白了,我理解民俗志是很重要的,它与民族志可以互补。它比较忠实地记录大量的现象和事件,这在民族志中是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换句话说,你民族志又是田野,又是方法,又是理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写出来?也很难面面俱到。但民俗志就比较方便了,如果三千卷可以做出来,那当然很重要。像泰勒、列维-斯特劳斯、弗雷泽的很多作品,都有对民俗的记载。这个太重要了,甚至比我们民族志还重要,因为我们写不出好的民族志,但你们能写出好的民俗志。所以,应该肯定民俗志的贡献,它应该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形成一个互补。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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