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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71年11月至1977年6月，刘锡诚在新华社工作，做过翻译，，担任过驻上海蹲点记者组和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的组长，做过国际内参的编辑。此时，正处于文革后期，历经过多次政治风浪的刘锡诚，行事谨小慎微，工作兢兢业业。然而，毕竟是书生，刘锡诚始终无法适应新闻单位的严格纪律和刻板生活，他的心，还在文学。于是，工作七年之后，他毅然提出调离申请，离开了这份令人艳羡的工作，重新投身文艺界。
1977年7月7日，他来到位于东四八条52号的《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人民文学》是在1976年1月复刊的。时任主编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组诗《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文革前就是《文艺报》的主编；副主编刘剑青，与刘锡诚早就认识；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是涂光群，散文诗歌组组长周明，刘锡诚被任命为评论组长，组员有阎纲和吴泰昌。一年之后，1978年6月，刘锡诚和评论组的另两位同事转到了复刊的《文艺报》，冯牧、罗荪任主编，谢永旺为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先任编辑部副主任，后又担任主任，同事主要有唐因、唐达成、阎纲、陈丹晨、吴泰昌、郑兴万、李基凯、雷达、高洪波、李炳银等人。谢永旺、唐达成、阎纲和刘锡诚四人，因身高都在1.76左右，又喜穿米色风衣，并肩而行，颇有声势，遂有《文艺报》“四条汉子”之美称。
直至1983年调离《文艺报》的五年间，刘锡诚在中国文坛最为核心的两家刊物担任编辑工作，参与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在风雨如晦中革故鼎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旅程。
其时的刘锡诚，正是四十出头，年富力强，浑身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所钟情的文学事业之中。其他同事，亦复如此。据刘锡诚的老同事阎纲回忆，他们在《文艺报》时，“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恰是表征了一种新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人民文学》上的文学评论文章，是以约稿为主，提出和确定选题、组织稿件，成为刘锡诚等人的主要任务。刘锡诚甫一报到，就立即进入角色，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组稿工作：
7月16日，刘锡诚和周明一起，来到圆恩寺胡同3号茅盾家中，向他约稿，请他就“四人帮”攻击鲁迅的《风波》写一篇批判文章，因在病中，茅盾没能写稿。
7月18日上午，刘锡诚拜访了周立波，请他结合《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为《人民文学》的“学点文学”栏目写一篇谈创作与生活的文章。周立波住在一幢简易楼里，条件极差。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写文章了，对文坛也感到很隔膜了，但还是答应了约稿要求。当天下午，刘锡诚又赶到恩师曹靖华住处，请他写一篇谈谈散文写作的文章。
7月21日，刘锡诚同阎纲一起赶赴天津，来到孙犁家里，向他约写《谈谈短篇小说》的文章。孙犁的住处，顶层已在唐山大地震中被震掉了，许多人都搬了出去，他却坚持留在此地。孙犁和他们谈到了过去相熟的一些人和事，谈到了老婆离他而去，只剩他孑然一身。对此不幸，刘锡诚二人唏嘘不已。孙犁当场答应了他们的索稿要求。
7月24日，何其芳突发心脏病去世。刘锡诚此前与何其芳多有交往，对他非常崇敬，想为他做点事情。征得其家属同意，刘锡诚选择了何其芳晚年所写回忆录中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予以发表，题为《毛泽东之歌》，其中有毛泽东与何其芳谈“共同美”的话题，刘锡诚非常喜欢。经过国家出版局王匡局长的审查之后，文章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发表。果然，“共同美”的问题，引起文艺界和学术界强烈关注和探讨。这篇文章与稍后发表的、涉及形象思维问题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第一版），拉开了80年代美学热乃至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8月20日至26日，刘锡诚到广州出差，探访广东文艺界，按照十一大的口径，组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稿件。几天时间里，他一刻不闲地拜访了广东文坛的众多知名人士，如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萧殷、秦牧、吴有恒、黄宁婴、岑桑、黄培亮等。萧殷和秦牧等人都热情接待，爽快地答应了写稿，并建言献策，直指《人民文学》编辑中的问题。萧殷希望刘锡诚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尽快恢复文艺团体。秦牧心直口快，指出《人民文学》应为天下先，应做到挥洒自如，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人家不敢发的，你们要敢于发。希望能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有思想性的、有创见的理论。让读者打开每一期刊物，都能产生新鲜感。
数年里，刘锡诚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文坛，如1978年3月中旬奔赴武汉三镇，下旬来到河北组稿，9月出差湖南和广州；1980年4月考察了贵州文坛，接着又到四川组稿……每到一处，刘锡诚都要拜访当地知名作家，召开座谈会，考察当地文坛动向，发现新人新作。由此，他与全国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等刊物，有一个颇值称道的传统，就是除了组稿，还要从来稿中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为此，《文艺报》从复刊第1期起就开辟了《文学新人》栏目，他们还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萧云儒、谢望新、李星、潘旭澜、宋遂良等。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多成绩斐然。阎纲和谢望新把“读书班”美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
一天，刚到《文艺报》工作的雷达在审阅读者来稿时，发现一篇名为《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的文章写得不错，作者宋遂良，山东泰安一中的老师，在文中比较了周立波和柳青的文学风格。据雷达回忆，投稿中附有来信，说之前多次给《文艺报》投稿，有一次都要发表了，但他们单位的政工干预，最后没有发成。他说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投稿了，如果编辑们还是觉得不行就洗手不干了。雷达读后深受感动，将文章推荐给了阎纲和刘锡诚，二人都觉得不错，决定发表，排在了1979年第2期。文章发表后，反响非常好。
第四届文代会结束之后，为了培养评论队伍，给作者们提供一个交流、切磋、提高的机会，《文艺报》决定于年1979年底举办一期本刊作者的读书班，宋遂良成为受邀作者之一。依照当时的政治审查制度，刘锡诚嘱咐高洪波去一趟泰安，调查一下宋遂良的政治情况。高洪波调查之后，汇报了宋遂良的相关情况。原来，宋遂良是湖南人，由于出身不好，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教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在学校的处境也不好。《文艺报》请他来京参加读书班，对于改善他的处境应该有所帮助。二十年后，已经成名著名学者的宋遂良写了一篇《却顾所来径》（《走向世界》1998年Z1期），深情地回忆起这件往事：
受真理标准讨论的鼓舞，我在1979年给复刊后的《文艺报》寄去了一篇文章，他们很快发表了，并鼓励我继续写。那年冬天，编辑部一个电话打到学校传达室，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长篇小说读书班（后来被称作“黄埔一期”）。我于那年12月9日第一次到了北京。火车是夜里到的，北京已经很冷，我的旧棉衣挡不住严寒，冻得在车站外直跺脚，看见有些乞丐、盲流在厕所里烧废纸取暖，我便也捡了一些凑过去入伙，他们也善意地接纳了我这个戴眼镜的“老九”。第二天早晨找到编辑部，见到了主编冯牧同志，他说读书班已经去西山了，便派了一辆小车专程送我去。当我从飞驰的小车上回望我清晨踯躅过的街头时，我想到了“范进中举”，心里是酸楚的。几天后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雕，心中喃喃地诉说，祖国啊，母亲，您终于把这个远离过您的儿子召唤到自己的怀抱里来了！我泪如泉涌，真想痛哭一场，但在这个地方，我只好用手帕掩住脸，让号啕化作哽咽……20多年来的委屈、辛酸一刹那间像风散云飞一下子消失了，天安门的阳光多么温暖灿烂。
参加读书会，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宋遂良的处境。刘锡诚虽与他素不相识，还是萌生了一个将他从泰安一中调出来的想法。一年多后，机会来了。1981年的12月，刘锡诚作为中国作家团的成员之一，到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这是文革后第一个访港的内地代表团，黄药眠、唐弢、柯灵、辛笛、田仲济等老作家备受关注。在这次会上，刘锡诚认识了同团的山东师范学院（后改为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田仲济。田仲济是著名杂文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杂文。他又是著名的文学史家，1947年撰写的《抗战文艺史》，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当时还是香港大学生的参考书。同时，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之一，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84年）和《中国现代小说史》（1984年）二书，亦广受称誉。刘锡诚对田仲济素所尊敬，加上又是老乡，同为山东潍坊人，彼此更是感到亲切。刘锡诚便拜托田仲济设法把宋遂良调到他们学校。1983年，田仲济出差路过北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给刘锡诚打来电话，邀他前去会面。一见面，田仲济便不无幽默地对他说：“你交给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把宋遂良调到现代文学研究室来了。”至此，宋遂良的处境得到了彻底改善。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刊物对于青年作者的发现、提携和扶持，是完全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文艺报》主编冯牧的客厅里，经常高朋满座，多是前来请求指点的年轻人。对于优秀的新人新作，他们尽量予以支持和保护，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一大批作品面世之初，都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和攻击，作者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冯牧等人皆给以积极肯定，既鼓励和保护了作者，更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顺利发展。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同期发表的还有谌容的《人到中年》、鲁彦周的《呼唤》和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发表之前，《收获》主编李小林已给刘锡诚寄了校样。刘锡诚在1979年底拜访谌容时，已从她那里读到了《人到中年》，并立即动手写了一篇评论，谌容建议题目就叫《为中年干杯》。1980年4月18日晚上，刘锡诚读罢《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深受震动，李铜钟死后坟头上的那蓬青草等情节，让他痛哭不已。由于第二天就要出差，不能动笔写评论，便火急火燎地从机场打电话给编辑部，请他们组织评论文章。后来阎纲写了一篇题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评论，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学论丛》上。阎纲把李铜钟说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殉道者”，后来常被论者所引用，成了当代评论的经典名句。
1980年底和1981年初，《文艺报》编辑部一致推荐这篇小说参加其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却引发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性纠纷。当时，河南省来人，拿着盖着红章的介绍信和材料，告张一弓是文革中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头头，“震派”人物，指斥小说如何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于是，编辑部只好派高洪波去张一弓劳动的河南登封县做调查。全编辑部众口一词，仗义执言为张一弓辩解，拼尽全力保护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作者。1981年，张一弓的这篇小说终于被评为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刘锡诚对这篇小说的感受和感情始终不减，后来写了一篇《在坚实的道路上——张一弓论》的长文。1981年6月28日，张一弓给刘锡诚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深切地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其中提到：“在您的评论文章中，曾多次提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和鼓励，感情脆弱的我，读着读着就掉下泪来。大会期间，我曾多次想，应该去看看锡诚同志，应当问一问，我在写作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还有哪些弱点应该弥补呢？总之，希望从您那儿多获得一些智慧。但当我两次走到您住室门前时，您都在伏案工作。我两次返回，两次想着，您在播种汗水，我却在收获荣誉！”刘锡诚收到的此类信件，可谓不胜枚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界，左右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落实到文艺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立场问题。文革结束之后，文革前活跃的一批作家，以及在反右中被处理的众多作家，都还没有平反或开始写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没有被批判，仍然是横亘在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在此背景之下，1977年9月20日，编辑部在研究选题时，刘锡诚提出能否召开一次短篇小说的小型座谈会，来谈论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出现的问题。9月27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刘剑青肯定了这一设想。经过认识准备，10月8日，刘剑青带上小说组组长涂光群和评论组组长刘锡诚，到主编张光年家里汇报，获得了张光年的认可。张光年对编辑部提出的以控诉“四人帮”，贯彻“百花齐放”方针，促进小说创作的发展为座谈会的中心议题表示同意，并对座谈会提出了20字方针：“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不做结论，择善而从。”
于是，10月20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学界会议──“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远东饭店开幕。应邀到会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他们是：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张光年、王子野、马烽、李准、王朝闻、茹志鹃、韦君宜、王愿坚、邓绍基、张庆田、张天民、林雨、邹志安、叶文玲、赵燕翼、萧育轩、陈骏涛、张家钧（张韧）。编辑部人员，除了刘剑青外，小说组的涂光群、崔道怡、向前，评论组的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等都参加了。
会议由张光年主持。与会作家结合当年发表的几篇比较好的小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老作家沙汀、周立波、李准、茹志娟、王愿坚等人发言，切中要害，一新耳目，对于推动创作的提高，极为有益。会后，刘锡诚执笔写了一份讨论纪要，编印成《人民文学简报》第3期（内部参阅，1977年11月19日印发），作为向出版局等上级机关及领导人汇报之用。简报中提到：“大家认为，要繁荣文学创作，必须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旗帜，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学领域里的流毒和影响，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创作出大批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日益增长的需要。”简报综述了座谈会中探讨的关于短篇创作的五个问题，以及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提议。
值得一提的是，会前，刘锡诚和周明曾去拜访过茅盾。年事已高的茅盾听说要开这样的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非常高兴，答应到会。10月23日，茅盾应邀来到会场，并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讲话，这是“文革”后茅盾第一次参加文学界的会议，第一次就文学问题发言。他的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77年11月12日的《光明日报·文学》和《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正如茅盾所说：“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1977年12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又召开了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参会人员多达100余人，张光年代读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发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亲临会场发言，更引人瞩目的是，周扬亦来到会场，并做了长篇发言，这是他在文革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次会议，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调到《文艺报》之后，出身农村的刘锡诚提议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一次农村题材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倡导一下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获得冯牧赞同。此次座谈会于1980年3月15日召开，由冯牧主持，刘绍棠、管桦、林斤澜、浩然等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深入的发言。浩然是刘锡诚的老朋友，三年困难时期，他正在刘锡诚的老家昌乐县农村生活，此后写出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段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结果。听了浩然在会上的发言，刘锡诚感到了其心灵深处的激荡，也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抱有认同。会后，在4月12日出版的《文艺情况》第5期上，发表了《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为题的座谈会纪实。时隔不久，4月9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参加第二次座谈会的作家，都是外省的青年作家：古华、乔典运、申跃中、韩石山、王萌鲜、贾大山。比较起北京的作家们来，这些青年作家与农民有着更多的血肉联系，更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农民和农村。听着他们的发言，刘锡诚的心里有一种闪电雷鸣般的震撼之感。
此后，刘锡诚还组织或参与过“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等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针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弊端，着眼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的进步。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刘锡诚勤于动笔，写下了大量评论文字，出版了《小说创作漫评》（1981）、《小说与现实》（1983）、《作家的爱与知》（1991）、《河边文谭》（1998）等多部文学评论集。当时的同事们，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作家自不必说，像唐达成、阎纲、吴泰昌、谢永旺、雷达等人，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文学评论家，刘锡诚同样是这个评论家队伍中的杰出一员。刘锡诚自小就喜欢文学，大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俄苏文艺理论的训练，为他从事文学评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新华社七年的记者和编辑生涯，更是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报刊文章，如通讯、报道之属，需要理清层次，抓住重点，表述清晰，言简意明。同时，还要下笔迅速，不说援笔立就，“及时”二字是必需的。作者陈辽在1979年初识刘锡诚时，对他的印象是：“聪明、能干、敏感、热情、善于抓关键点、讲话逻辑性强。”有此素养和才识，刘锡诚的评论文章，往往是一气呵成，读来文笔练达，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刘锡诚的文学批评深受“别车杜”的影响，认为他们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熔为一炉，把文学批评事业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他一直将其当作效法的楷模和标准，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生活的镜子》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应当成为生活的一面镜子。衡量一种文学现象，一部小说，最高的标准是看它们是否真实地、历史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及其发展趋向，是不是称得上一面能够反映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以及生活的本质的镜子。”如在评价田兵的报告诗时，他指出：“尽管我们在今天看来，政治的口号、直白的语言和浅露的思想，成为战争时期流行的街头诗、报告诗的致命弱点，但由于街头诗、报告诗是应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自然成为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学样式。从唯美主义的立场来评价甚至否定街头诗、报告诗或类似报告诗，显然不是客观的、历史的态度。”这种观点，着眼于街头诗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显示出了历史的深度，无疑是令人信服的。他强调文学作品需要具有艺术感染力，认为艺术感染力来源于艺术形象的独特性和人物关系中的真情实感。只有根据生活提示写出了真情实感，并能够使读者为人物的命运遭际而动容的文学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刘锡诚还强调“知人论世”，对于所评论的作家，他都尽量与其接触、交流，熟悉其人。同时，他熟读作品，并不孤立的评价其单篇作品，而是结合作家的成长历程和思想资源，将其不同的作品整体观之，比较论之，掌握共性，分析优点，指出不足。这样的文学评论，内容丰富，论点鲜明，读过之后，真正能够有所收获。
对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刘锡诚坚持了三个原则：求深、求新、求真。所谓求深，就是文章的见解要深刻，而不是浮光掠影、花花哨哨。在他看来，评论家的任务不是跟在作家后面当吹鼓手，作家每发表一篇作品，评论家就阿谀一番，讨个喜欢；评论家也不是站在一旁手持木棒，看到一点问题就向作家挥舞的打手。评论家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关于从作家的创作中看出他是否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是否从生活中发现了真理。所谓求新，就是摆脱陈套，力求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刘锡诚指出，求新必须遵循文学的规律，必须紧密追踪文学的动向，“凡是监视着文学的动向，熟知文学界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动态，而又肯于思考的评论家，往往是能够捕捉到新思想、新观点的。”所谓求真，就是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趋时，不回避。对社会的批评，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都应如此。“求深、求新、求真”这六个字，虽然朴实，却字字千钧，揆诸当下的文学批评，更显出其份量。
在紧张的约稿、编辑、写作等工作之外，刘锡诚等人还筹划编辑作家作品选集、举办评奖选优、举办读书班培训评论队伍、编辑评论丛书等。他们编辑了《文学：回忆与思考[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收录了62位作家写的创作经验类的文章，对1949—1979年这30年文学创作经验进行了一个总结；《女作家作品选》（上中下卷，花城出版社1980—1982年），选录了72位女作家的代表作，大致可以窥见此前中国女作家的阵容和创作概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1983年—1985年），这套丛书由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袁琦策划，冯牧、阎纲和刘锡诚主编，共分二辑，第一辑推出了冯牧、罗荪、胡采、萧殷、王元化、荒煤、洁泯、朱寨、黄秋耘9位老一辈评论家；第二辑是中年评论家，包括李希凡、王春元、张炯、顾骧、潘旭澜、陈辽、王愚、陈丹晨、缪俊杰、谢冕、李元洛等11人。丛书策划袁琦原定收入阎纲和刘锡诚二人的选集，他们二人考虑到自己的主编身份，坚持不把自己的文集编入其中。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套评论丛书，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家的集体风貌。
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刘锡诚坚定地认为：“当年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恢复和坚持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文学为人民代言，倾吐人民的心声；在文学理念上，要树立评论与创作是文学双翼的新格局。评论要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既不再是‘哨兵’，不是站在创作的头上发号施令、指手划脚，也绝不是寄生的‘木耳’，不是创作的附庸。”这段话，现在读来，仍然字字如镜，具有极强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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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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