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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于十年前问世时，即备受学术界关注。这部经数年呕心沥血完成的百万字巨著，又加精心琢磨修订，印制新版，作为一位年过八旬的高龄学人的力作奉献给全国读者，不能不令人感奋赞佩。
按照钟敬文先生的界定，民间文艺学“一般用以指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有时也兼及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等学术活动” 。它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兴人文学科，却又常遭漠视处于边缘地位。这部学术史以宏大规模将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巨大成就给予全面有力的展现，受到学界的关注好评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笔者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为题，在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 1999年12月刊出一篇专论，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 ，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
在世纪之交写作此文时，笔者就曾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世纪辉煌而心胸激荡，但只能在单篇文章中浮光掠影。如今读到锡诚兄这部关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皇皇巨著，快慰之心便不禁油然而生了。
本书将百年民间文艺学史，划分为滥觞期、歌谣运动、学术转型、战火烽烟、新中国17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6个时段进行梳理，以资料丰富翔实，视野开阔，持论公允，气势宏博，显示出鲜明的学术特色。
作者说：“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笔者对百年民间文艺学的流派和思潮的梳理与述略，旨在表达一个观点：在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理论、观念、方法，甚至流派(学派) ，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而且从来也没有统一过，即使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50年代。这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文艺学作为学科的不成熟性，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和跨学科性。 ”本书虽按“五四”前后、抗日烽火、新中国17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几个时段来叙说，这其实只是表层结构，从“歌谣研究会”到“民俗学派” ，从“人类学派”到“社会-民族学派” ，从“俗文学派”到“延安学派”等诸多学术群体的百舸争流，才是作者全神贯注的关键所在。它视野开阔，既用心评说钟敬文、顾颉刚等的卓越成就，也热心称道丁山、孙作云、程憬、吴泽霖等的杰出成果，还突显了何其芳、毛星等人的真知灼见，这些都是超脱一般民间文学论著，能予人以新启示的事例。
刘锡诚先生早年由译述苏联民间文艺学论著而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领域，后来又作为《文艺报》编辑而广结文缘，再后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直至晚年。他撰写这部民间文艺学学术史能广采博纳，同上述阅历积累显然有关。但我认为，本书的这一特色和他关于中国国情与民间文学学科内在关联的思考，更有着直接联系。
本书在绪论中，曾专节论述“学科与国情” ，他写道：“从其诞生之日起，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就显示出‘反传统’的思想锋芒和‘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时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换言之，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绝非几个人想象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的一个人文学科。 ”我在这里还想补说一下：民间口头文学的流行虽然是遍及世界各国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民间文学却有其特殊的品格。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精神文化同下层民间文化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彼此对抗，又互相渗透融合，民间文学园地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便常常呈现互相交错的形态，艺术上显得分外精彩;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强烈地吸引着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研究开发这一文化资源。特别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向社会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口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的新学，其根柢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肥沃土地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至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根源。
刘锡诚先生在这部学术史的“导论”中专列“学科与国情”一节，本意就在于此。它可以说就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试读“抗日烽烟中的学科建设”这一章，不论是沦陷区还是解放区，也不论人类学派还是社会-民族学派，相关学人均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投身于民间文学采录，由北京大学等校2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 ，在从长沙向昆明南迁途中，行程三千余里，历时两月之久，沿途采风问俗，随后出版了饱含学术价值的《西南采风录》一书。闻一多在1939年写成的序文中还提到他从这些“庄稼老粗汉”粗犷豪放的歌唱中深切感受到蛰伏于乡野底层却英姿勃发的民族精神，而增长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那几年的战争烽烟并未成为这门学科的空白点，反而促使学界多元一体走向民间，使这一学科获得了较之歌谣运动时期更坚实的突进。
本书有别于一般学术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并不限于从学理上梳理解析相关学派的长短得失，而是以巨大篇幅来称道本世纪对中国多民族多品种民间口头文学采录整理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巨大成就。关于新中国17年和新时期这两章，就考察采录及其成果览胜所费文字，乃至超过了对学术流派理论成果的评述，本书修订时增写的10多万字，主要就用在这些地方。从评介《格萨尔》 《江格尔》 《玛纳斯》三大史诗及其传承人，到列举上世纪30年代以来采录故事、歌谣、谚语卓有成效的张清水、肖甘牛、薛汕、朱介凡、董均伦、李星华(李大钊长女) 、孙剑冰、张士杰等人的成果;从5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民委组织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采录，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到新时期开发南北方的民间故事村，以及倾全国之力在普查基础上编纂出版卷帙浩繁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建造起一座新的民族文化长城。书中展现的这一系列成果，完全称得上是蔚为壮观。这些地方既洋溢着作者对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同仁的尊重，也是他基于国情对中国民间文艺学这座辉煌殿堂的全景扫描。笔者以为，就民间文艺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特性而言，采录整理和学理探究应是不可分割的两翼，而前者是根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迄今尚无内涵丰厚的理论专著问世，常使学人深以为憾;可是在中华沃土上收获的三大史诗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一系列精美作品的采录问世光焰四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锡诚兄撰写这部民间文学学术史，将学派、学理的解析梳理和民间文学宝藏的采录开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力避空疏。例如书中盛赞神话学、史诗学及故事学的研究成果，以之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标志成果，这几个领域就是在采录一系列多民族的活态作品并作深入学理探究才使学界耳目为之一新的。
本书视野开阔，取材宏富。所评述的研究者达百人，如在神话学部分不但有顾颉刚、杨宽、茅盾、闻一多、孙作云、丁山、袁珂，还将程憬于40年代完成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遗稿予以著录，而且不忘称道潜心研究东北满族神话的富育光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李子贤等。又如， 80年代初启动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宏大文化工程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听取有关负责人汇报后，曾有一个长篇谈话，在给予有力支持的同时，明确提出搜集故事一定要忠实记录，不能任意修改：“民间文学如果修改了，那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子孙后代都要遭殃，失掉了研究的基础。 ”民间文学集成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这三性为编纂原则且将科学性置于首位，显然是同这样的明智指导意见分不开的。但这一谈话一直未予公布，人们无缘得知。其时正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参与这一文化工程组织工作的作者，按照记录稿将这一难得文献录于书中公之于世，就弥足珍贵了。
百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乍看荒野无奇，实则是众多有识之士以百年心血垦拓经营的一座鲜花绽放的百花园。在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机遇的当今时代，我们应当好好读一读刘锡诚先生的这部民间文学学术史，关注这富含中华文化特色的学术文化园地的兴衰。
笔者反复认真细读全书，不但没有感受到具有百年深厚积累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 ，而且为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成果所突显的辉煌特色而震撼，因而在对本文的反复琢磨中，将其标题定为“映日荷花别样红”献给读者。它荣获第12届“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不愧是实至名归。
最后，笔者作为在高校担任民间文学主讲教师长达半个世纪的老教师，不能不重新提起民间文艺学在高校人文学科中的地位问题。中国民间文学多年来一直是作为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来设置的， 90年代教育部在调整学科目录时，却把它归并到社会学中的二级学科，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 ”这样别致的方式来处置，实际上是将它取消了，以致现今在许多高校中文系成为空白地带。笔者在撰写本文时，读到2016年6月13日刘奇葆同志在中国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在“礼敬传统文化，守护民间文艺之根”的开宗明义中郑重指出：“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弘扬民间文艺、延续中华文脉，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繁荣文艺事业的需要，也是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 ”这段话对中国学人以百年心血浇灌盛开的中国民间文艺之花做了十分精当的礼赞。刘锡诚先生的这部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可以说就是这一概括论断的具体例证。在保护涵盖民间文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构成世界性文化热潮的今天，是有关方面合理解决这一遗留问题的时候了。相信刘锡诚先生这部厚重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会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6年11月6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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