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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言民俗词语是方言词语与民俗文化结合研究的资料宝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基于方言调查，落脚于民俗文化内涵的阐释，属于语言民俗学范畴，是对已有语言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补充。近年来，方言调查和语言保护工程的深入开展，催生了一批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成果，但理论性犹嫌不足，研究对象、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位。明确定位有利于发挥方言民俗词语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展开系统调查与研究，结合具体语境阐释其民俗文化内涵，全方位展现区域民俗文化并进行区域间民俗文化比较。
关键词：方言民俗词语；民俗文化；语言民俗学；地域性；定位
作者简介：王祥，济宁学院中文系教授(山东曲阜273155)；孙剑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鲁西南方言民俗词调查与方言文化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CYYJ0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1978年以来的《现代汉语词典》研究”(项目编号：12BWXJ07)的阶段性成果。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就具体地区而言，它的方言，尤其是含有民俗色彩的方言词语，普遍存在于民众生活的细节里，是构成区域民俗文化的最基本因子。按照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方言民俗词语既是民俗文化之一种，又是其他具体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利用方言民俗词语了解民俗文化，是一条便捷的途径。
中国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传统发端很早，始于扬雄的《方言》，其中记载了汉代饮食文化、服饰、病理、亲属关系等民俗文化内容。但是方言词语尤其是共时词语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此后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战略更是加速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消退”。受此影响，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要依托的方言民俗文化受到极大冲击。许多民俗事象正从生活之树上凋零和剥落，以至于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消失，相应方言民俗词语的命运与此相同。这不仅是方言研究的损失，更是民俗文化研究的损失。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方言学者关注到当代方言民俗词语的价值。随着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和语言保护工程的深入开展，一批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成果出现了。最早出现的典型成果是侯精一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下称“语汇”），这本书引起了山东大学罗福腾和赵日新等青年学者的关注。以此书为起点，侯先生又主编了“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下称“图典”）共10册，于2014年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2011年以来，曹志耘依托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和“方言地图集”调查研究成果，组织编纂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下称“典藏”），2017年出版了20册，涵盖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以及怀集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
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里，语言民俗学是最应该直接面对方言民俗词语并担起调查研究任务的。可是语言民俗学“还处于初创和探索阶段”，尚未全面展开方言民俗词语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已有成果仍存在诸多遗憾：关于“方言民俗词语”特征的认识不够准确到位，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似乎处于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化状态。无论研究的学科归属，还是研究的对象、价值与方法，都有进一步明确定位的必要。
一、对象定位：方言民俗词语再认识
方言民俗词语不是一个新概念，已有研究作过说明和解释，但对其性质、内涵和价值等均存在认识模糊、定位不准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这个概念重新厘定，以达到正名的目的。
(一)关于“方言民俗词语”概念的研究
侯精一是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先后主编出版了“语汇”和“图典”。前者是第一本用“方言民俗语汇”命名的专书，但该书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专门界定，只在前言里说这本语汇“是方言词典的框架，只不过多收录了一些反映当地民俗的条目，注释也相应详细一些。有的类别还加了一点有关当地文化民俗的说明。在编排次第上突出了与当地民俗有关的条目，并绘制了一些说明当地方言民俗语汇的图画附于正文的前头”。“图典”则在原有方言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字加插图的新形式反映民俗文化。其序言中提到了“方言民俗”“方言民俗文化”和“方言词语”等说法，但均未予以界定。虽然如此，却可以据此知道，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是基于方言调查的，类别划分、编排次序和词语释义都突出民俗特征。
赵日新较早提出了“方言民俗词”概念，他说：“方言内涵的民俗内容主要反映在词汇(包括成语、熟语)中，方言中含有民俗内容的词就是民俗方言词，简称民俗词。”这里使用的“民俗方言词”与该文题目中的“方言民俗词”并不一致。他在《徽州民俗与徽州方言》一文中又使用了“方言民俗词”和“方言民俗词语”两种说法。这些表述给人留下了“摇摆不定”的印象，尤其是简称为“民俗词”还忽略了“方言”要素。邱国珍等在文章中使用了“民俗语言”的说法，所举都是方言中的“俗语”例证。殷隽的文章同时使用了“方言民俗语汇”“方言民俗词汇”和“民俗方言词汇”等多个说法。邢向东把“曲连馍”“括拦”“赎身”等称为“方言民俗材料”“方言民俗词语”。
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是国内第一部从语言民俗学视角研究民间语言现象的重要著作。作者曾指出：从词汇角度概括语言民俗的种类，可以说语言民俗学的常见研究对象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和特殊场合或仪式中的套语，其中就包括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人名、方言词等。这里虽然也提到了“方言词”，但是方言词和方言民俗词语相比，所指相对宽泛了些。
可见，包括语言民俗学在内，以往的研究认识到了方言词语和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可二者之间存在联络的介质，即方言民俗词语，可惜都没能给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命名和界定。概念名称和具体所指的不确定，反映了对这类词语的性质、价值等的认识不够明晰，这势必影响词语的调查、分类和民俗文化内涵的阐释。因此廓清方言民俗词语概念的具体所指，很有必要。
(二)与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对比与辨析
首先，方言民俗词语与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方言学所研究的“方言词语”，是方言地区词义、词素和构词方式不同于普通话的词语。方言词语中含有民俗文化信息的词语就是方言民俗词语。如《汶上方言志》所收方言词语“本儿，本钱”“挣钱，赚钱”“盘缠，路费”“学堂，学校”等，它们的民俗文化特征并不突出，所以不属于方言民俗词语。方言学更关注语言本体，而不是词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信息。因此，在方言调查过程中，有的方言民俗词语会被遗漏。如《山东方言词典》未收方言民俗词语“哑巴纸”“哑巴夯”等。另外，方言学对词语的解释要求词义准确，而不以民俗文化内容为旨归，所以基本不涉及词语的民俗语境和所含民俗文化信息。如《山东方言词典》所收“燎轿”只指出为“旧婚俗”，但未解释燎轿方法和原因；“添箱”则只解释为“女子出嫁时亲朋赠送结婚礼品”，其实还应补充各地“添箱”的行为主体和基本内容，以便反映各地区间的民俗差异。《汶上方言志》所收“换帖，订婚的一种仪式(旧说法)”，还应补充时代较近的“拽衣裳”“换书”等词语。可见，方言词语的所指范围大于方言民俗词语，后者的突出特征是其明显的民俗文化信息，调查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呈现它的民俗文化价值。
其次，方言民俗词语与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民俗语言学研究侧重于“民俗语汇”“常言俗语”，“是指那些反映不同习俗惯制主要特征或民俗事象的词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俗语，和一些江湖切口、行话、隐语等社会习俗语”。这类词语不是基于方言调查而来，而是来自历史文献的书证资料，包括“历代训诂考订民俗语汇的准辞书和专辑，历代笔记杂著，历代的通俗字书、名物称谓、方言俗语、谣谚、市语行话等注重辑释俗语、民俗语汇的文献，海外汉学家们根据中国本土采风问俗资料整理编辑的相关文献”。这类词语大多具有社会通用性特征，地域色彩已经淡化。
值得一提的是，曲彦斌在专著《民俗语言学》之后，再于2015年推出《语言民俗学》一书，对于语言与民俗结合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在研究内容上，他选取了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两者交叉和大面积重合的问题与文本”。该书第七章《方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包括“方言土语与俗文化圈”“方言的韵味与麻烦”“方言民俗的地域特点探析”等内容。所举例证材料中，典型的方言民俗词语数量并不多。
“典藏”则侧重反映“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和民间文艺等”。从词汇范围上看，“典藏”和“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其收词的范围和标准与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也不完全吻合。
再次，方言民俗词语与国俗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国俗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国俗词语”，其语义即“国俗语义”。国俗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可见，国俗词语强调其社会通用特征，国俗语义强调语义的“民族性”，而非“地域性”。“国俗词语”与方言民俗词语所指范畴不甚一致，只是与方言民俗词语的特征有相似点而已。
我们认为，含有明显方言民俗文化信息的词语就是“方言民俗词语”，又称“方言民俗语汇”，由词和短语两部分组成。它是方言词语与民俗文化结合研究目标的“靶心”，是语言与民俗结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民俗词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既能承载民俗文化，其本身也是一种民俗现象。实际生活中已经消失的民俗现象，也可以通过这类词语追溯描写其原貌。方言民俗词语调查研究的时间范围，一般应涵盖调查者祖辈、父辈和己身三代，有必要的话可上推一代、下延一代，总体控制在一个世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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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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