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们一直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加强民众的都市认同,尤其强调通过年俗认同来加强都市认同,把工作的都市当做自己的家园。对于那些在城里生活了好几代的人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但对于在城里务工的外地人,对都市的年俗认同感并不是很强。
从前,在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市里生活的外地人会一拨一拨地离开。过年是亲人团聚的时间——学生、农民工回家那是理所应当的,即使是在都市生活了20年以上的人,也都是回到外地和乡下过年了。在都市中,这类群体还没有建立起亲属谱系,过年到谁家去拜年?谁会来你家拜年?这是个问题。本地人的一套过年的习俗也不能参与,混居在一起的各地方的人,其年俗不完全兼容,也很难形成过年的气氛。刚进入都市的新人,甚至还不如在国外生活、过年能凑在一起的华人,他们可以形成一些年俗的共识。所以在大都市过年有时是颇为冷清的。即使是重要景区的热闹场面,也难以消除部分都市人心理的冷清。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缺乏对于都市的深厚认同,导致春节期间逃离都市——长期生产生活的城市,仿佛只是一个工作的所在,没有真正建立起对于都市的情感依恋。
今年,疫情改变了人们很多习惯。2020年农历庚子年,回家乡过年的人们,因为响应防控疫情的要求,很多人很久都没有重回大都市,对于工作、生活产生了影响。当然,对于疫情期间的有效管控,换来了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也有效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但是在一个交流日趋密切的世界,很多国家依然还存在严重的疫情,威胁着我国国民的健康安全,尤其是在冬春流行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春节回乡,风险重重。于是,2021年春节,即农历辛丑年春节,很多人响应有关部门号召,就地过年。据媒体报道,今年的春运十分平稳,客运量比往年大幅下降,这就是说,有大量的民众在城市里过年。
很多人经历了一次被动地卷入都市年俗氛围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温情的,是我们主动将其融入都市的过程。留下过年,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不是冷面的管制。有些城市的措施可能过于理性——我们在一些城市的街巷看到相关通告,告诉留下来的人需要去到某处登记。就地过年,遵纪守法是肯定的。但其操作要人性化,否则可能会带来对于都市的隔阂。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的措施措辞是非常温馨的:“亲爱的外来务工朋友,欢迎你在本市就地过年”。除了详细交待防疫事务,还列出了诸多的服务项目——在哪里检测核酸,在哪里购买年货,打电话找谁解决什么问题等,这样,都市的温度就体现出来了。化被动为主动,让人们就地过年,过个好年。现在的都市都在搞“抢人大战”,能够让人过好年,就就是成功的“抢人”,它让外来者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就地过年还给都市的“原住民”带来了巩固都市年俗传统的机会。近年来,春节旅游持续升温。很多都市人选择旅游过年,实在说,这对都市年俗有一定负面影响。本来外地人回乡已经让都市有些冷清了,都市人再选择外出,社区人员锐减,也就真的减弱年味了。春节旅游当然有其合理性,年假相对较长,外出休憩放松可以理解,况且,旅游经济发展也有其需求。但是春节旅游也是把双刃剑,把本来属于家庭团聚的日子变成了旅途周游,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团结家庭、巩固亲情的时机。而冬春季节往往是疫病流行最为危险的时间,在外旅游也不够安全。过去是在小的区域间行走,即便是有流行传染病,扩展面也不是太大,但是现在的流动是全国性的、全球性的,所以这个时间外出旅游就有很大的风险。因此也有一些人觉得春节旅游不宜大规模开展,一是防疫的需要,二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今年的就地过年,本属于防疫的战略之举,无意间也成为春节文化传承、都市年俗认同的历史机遇。就地过年把相当多的一批都市新人留在了城市。由于今年对于饭店的年夜饭也有限制性规定,在家吃团年饭进一步强化了过年的传统氛围。这是多年来逐渐淡化的家庭年夜饭传统的整体性回归。而在年夜饭的操办过程中,家庭的和谐关系会进一步强化,年俗正向着传统的方式回归。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和其他务工人员中,有很多是举家来到城市工作、生活的人,家里的房子本来是锁闭的,甚至很多已经在老家没有了房子,回到老家后,很多人只能在县城或者镇上的旅馆居住,回家只是出于“乡愁所系”的行为。
其实,留在城里过年,也是可以让自己记住乡愁的。比如年夜饭的操办,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同时,在都市的住所也可以祭拜祖先,以此寄托亲情。过去,我见到过留在都市过年的农民工,在大年三十晚上摆好祭祖的桌子,桌子不大,但是香火、纸钱齐全,酒杯斟满,祭奠祖先,非常感人。待在城里的孩子,可以去逛大街,长见识。并不是说孩子回老家捉泥鳅、爬树才是最“有年味”的。夏天时,我在城市中,看到一个大的骑车的场子,上百个孩子在那里骑小车玩,每个人的车子都不同,但是孩子们互相交换着车骑,骑三五天再换一辆。城里的孩子与农民工的孩子没有界限,这加强了不同地域人的融合。如果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孩子们玩乐的年俗活动,那他们一定是开心的。孩子们的心在城里,未来对城市的认同度就提高了。毕竟,过年是大人的集会,更是孩子们的狂欢节。
都市中富有魅力的年俗活动,是年俗认同的重要内容,也是就地过年的关键所在。比如广州的花市、上海的灯会、北京的庙会,等等。现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节庆活动不在提倡之列,但这并不是说要禁止所有节庆活动的举办。比如上海豫园牛年灯会灿烂无比,也是就地过年的人们享受美丽中国年的最好机会。过去都市中举办节庆活动是给旅游者看,现在举办的年俗活动是给自己看,这样就真正符合就地过年的宗旨了——都市中人们其乐融融的欢乐局面就随之出现了。
如何缓解都市居民与外地亲属之间的思念之情?回不了家,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当下各种视频聊天软件非常方便,“春节家庭团拜网络会议”也能变为现实了。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网络教学形式得以普及,也培育了一批网络教学软件,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国内国外的学术交流,以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举办的国际会议,现在可以轻易举行了。将网络教学课堂、网络会议的方式移植到拜年的活动上,不是轻而易举吗?所以,现在不能面对面拜年的苦恼,可以通过网络形式纾解。与此同时,大屏幕电视、投影电视的普及,也能使这种“网络拜年”活动变得更具现场感。所以,就地过年不仅可以回归传统,网络也会使人们的交流更具现代感。
就地过年与疫情防控是密切关联的两个问题。往年加强流行病防控,大家往往会觉得是出于突发的情况;今年的春节疫情防控,也能引导人们了解,“防疫”本来就是春节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防疫”是我们一直忽视的春节主题之一。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史料中发现,从很早开始,春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防疫”之节。
我想就明代嘉靖版《松江府志》来说说这个问题。在江南,春节“防疫”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腊月二十四,扫屋尘,“名曰除残”;“二十五,举家食赤豆粥,避瘟”。江南地区,从宋代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五食粥避瘟的民俗活动。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数粥行》这样写道:“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轑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腊月二十五吃粥避瘟疫,竟然是如此普遍。江南潮湿,香道发达,品香是雅事,也是健康医疗的俗事。所以大家就认为香味让疫鬼无处逃。食粥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大年的“防疫”活动启动仪式。赤豆确实有“防疫”的作用,《本草纲目》中提到它能解热毒,现在的医学著作也认为赤豆可以解毒,增强身体免疫力。除夕夜,不仅鞭炮驱邪,还要“烧苍术避瘟”,苍术是祛毒的中药材。《松江府志》还记载书写绘制吉祥符号辟邪,“绘瘟神”以祭祀,体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另外,对于有开口的坛坛罐罐,都要清洁消毒。尤其是对于饮水之井,要保持洁净,“恐降瘟灾”。这一系列操作,正是把防瘟疫放在头等的大事上。
前人给出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也要重视起来。都市要成为年俗文化的传承空间,成为一个温暖的生活场所。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21年2月24日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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