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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瑶]寂静的喧哗
——2014-2015年说唱文学研究盘点
  作者:平瑶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5-02 | 点击数:3792
 

  社会史:

  周巍,《弦边婴宛: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吴琛瑜,《书台上下:晚清以来评弹书场与苏州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申浩,《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张盛满,《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周良,《伴评弹而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蒋云仙口述,《凌云仙曲:蒋云仙口述传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文学史:

  车振华,《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

  曲艺学:

  包澄挈,《清代曲艺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

  吴文科,《曲艺综论》,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

  民俗学:

  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近年来说唱文学研究成果颇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崛起带给说唱文学重新被照亮的机遇,来自文学、曲艺学、民俗学等传统学科的学者亦在跋涉耕耘。随着一大批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浮出水面,2014-2015年的说唱文学研究,在冲击也调整着其本身的格局。

  一、从社会文化史“发现”评弹

  评弹历来是说唱文学中受关注最多的品类,相关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非其他曲种可比。五六十年代陈寅恪、郭沫若对弹词《再生缘》的考证和推崇,极大地扩大了弹词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来自马克·本德尔、易德波等外籍学者的关注和经心研究,为评弹研究开拓出更多的路径;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崛起,弹词多女作者的特点使其容易受到女性文学研究者的青睐。近几年来说唱文学研究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20122DLS001)”,为评弹研究贡献出了一大批新鲜的资料和扎实的研究成果。[1]

  这批评弹研究著作均出自历史学路径,规模浩大,论题集中而又角度各异,最突出的特点是一致采用社会史、新文化史的方法。80年代以后,史学出现某种“社会史”转向,90年代后受法国新文化史的影响,目光向下,开启了中国微观史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风潮。社会文化史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的叛逆,不囿于宏大历史叙事,不再以抽象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去关注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地区力量、日常生活等,对表象、感觉、情感等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试图打破以往以中央政权、政治精英、重大历史事件等为中心的政治述史模式及其话语霸权。评弹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和组织方式,以其辐射江南地区的广度,卷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度,使其成为观察近现代江南地区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空间、性别身份、政体变化、群体组织方式的理想介质。新的史学思潮和治史观念,也赋予了这批研究著作截然不同于以往说唱文学研究的体质性格。

  女弹词研究已有根基,但周巍的《弦边婴宛: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2]与前研究相比却有其独特之处。以往的女性弹词研究如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3],林琳等著《明清三大弹词小说研究》[4]等,多着眼于女性在闺阁中写成的案头弹词作品,将弹词作为小说进行研究,关注女性的身份、情感体验等在文本中的呈现延展。社会史的视角则使作者聚焦于案头之外的弹词表演,梳理出盲女弹词、书寓弹词、职业女弹词在流传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时间上的转换、承续及原因;总结出以弹词为业的女性群体在从业背景、拜师学艺、演艺生活上的特殊共性,揭开女性在书艺与婚姻家庭和传统道德之间冲撞的艰难;考察女艺人的自我呈现、场方的性别策略、以及相关的报刊舆论和文学想象,对女弹词进行形象史的梳理。《弦边婴宛》充分凸显女弹词的表演性,揭示出性别对弹词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流变、弹词技艺的习得传承、弹词形象等多方面影响。

  吴琛瑜的《书台上下:晚清以来评弹书场与苏州社会》[5]通过观察苏州书场——这个“小社会”的历史兴衰、经营运作方式、人际交往、感官文化、权力更迭,映照出整个社会时代环境的变迁对艺人命运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娱乐方式的深刻影响。该书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清末民国书场内人们听书的痴迷、消闲的神态;依稀重现出这一故去空间内说书人的袅袅弹唱、抑扬拍案之声,小贩手中糕点糖果的斑斓色彩,为听客准备的水烟和灯笼的火光。《书台上下》也叙述出各种行会组织、帮会、地方势力、政府权力对于书场控制权的争夺过程;记述下艺人苦苦磨练功艺,乐于与观众互动交流,不得不周旋于各方势力的生活状态,和一些艺人鸦片成瘾、精神失常的孤苦穷途。这本书为读者展现出一个旨在消闲娱乐,却在时代和权力缝隙中不断变化的复杂却生机勃勃的书场空间;糅合着无数苏州人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是关于苏州评弹的一幅富有人情气息的风土画卷。

  申浩的《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6]强调作为都市的上海对于评弹发展的意义。一方面,上海开埠后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所在,殖民当局对民间娱乐活动的管制较少,租界成为不受传统律令和道德制约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的“独立自治国”,基础设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争冲击江南社会,苏州受损严重,大量苏州人口向上海租界迁移,为上海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消费需求。苏州书场长期被光裕社垄断,上海容纳了被光裕社排挤的女艺人和“外道”艺人,女弹词以上海为依托在光绪时期发展到极致,致使评弹业一度呈“阴盛阳衰”之势。上海旅馆书场、舞厅书场,电台的“空中书场”等现代书场相继出现,林立的报刊扩展了评弹的生存空间和舆论空间,鸳蝴派等文人也积极参与评弹改良。为与苏州光裕社分庭抗礼,润余社、普余社等在上海成立,形成对峙于“苏道”的“海道”评弹,具有重开篇,重音乐性,重“演”,重外表形象等特点,上海成为评弹业的核心市场。《雅韵留痕》以强大的材料基础作支撑,牵一城而动全身,透视着评弹在中国近代史曲折中的勃兴嬗变的各个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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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4期“盘点”栏目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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