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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百戏”影响中国戏剧的形成发展
  作者:刘恒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8-21 | 点击数:6082
 


  “百戏”一词虽在东汉中期才被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肇始于战国时期,秦时称作角抵,至汉武帝发展壮大,西汉末年一度废止,东汉复兴,经隋唐五代技艺种类不断增添广博。

  “百戏”一词,为治戏曲史、舞蹈史、音乐史、杂技史及民俗史者习用已久,然观各类论著,对其概念的厘定却不甚明确,以偏概全、相互抵牾者时有出现,那么,百戏到底是什么性质?百戏与角抵有何种关联?百戏之“百”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借以窥测百戏艺术的源头、发展及对后世戏剧的影响。

  角抵涵盖的形式与百戏无差

  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是这样解释百戏与角抵的:“广义的角抵戏,所包含的技艺至为广泛,事实上等于‘百戏’。……至于狭义的角抵,本为两人角力(手搏或摔跤),以摔倒对方为优胜的一种武术表演,其间亦含有竞赛性质。”今见多数戏曲论著均沿用其说,如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汉代优戏表演最初名为角抵戏,后来又称为百戏。”此说大体不错,但作为角力表演的角抵,是如何与百戏画上等号的,学者没有进一步解释。要厘清百戏的概念,须从百戏与角抵的相互关系切入,作为考察点。

  关于百戏出现的时间,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东汉中期,《后汉书·安帝纪》载:“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这是“百戏”一词今见最早的明确文献记载。由于这则史料记载过于简洁,我们无法从中获悉有关百戏表演的更多细节,但亦可推知:第一,既被统治者禁演,便也说明百戏至东汉已成规模,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出现应在东汉之前。事实上,百戏被禁,早在西汉元帝时期就曾发生过,不过当时尚未有“百戏”一词的明确指称。第二,虽无法推知百戏究竟指什么,但可知“鱼龙曼延”一定是其中代表性的表演形式。

  “鱼龙曼延”是一种幻术表演,西汉时期即已非常流行,《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文颖注云:“(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曼延之属也。”可知西汉时期“鱼龙曼延”属于角抵戏表演的一种形式。角抵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称之为“觳抵”,如《史记·李斯列传》:“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觳抵即角抵,是早在战国之时即已存在的戏乐形式,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

  应劭所说的“讲武之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自先秦始就是天子、国君操练和检阅军队的礼仪,也是昭显和炫耀国力的重要手段。角抵其时就是这套礼仪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两相角力搏斗,由于其潜在的表演和观赏性,逐渐发展为一项戏乐形式,至秦,已作为主要表演技艺为帝王所欣赏,《史记》中记载秦二世在甘泉观看的“觳抵”之戏,当属此类。秦以后,至汉,这种单一的两相角力的表演形式被不断增广,《史记·大宛列传》载:“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又说“觳抵奇戏岁增变”,可见角抵所包含的技艺种类愈趋丰富。张衡《西京赋》描述的长安平乐观前种类繁多的角抵戏演出,其技艺种类既有幻术鱼龙曼延、杂技吞刀吐火,还有东海黄公之类故事性演出,所有这些表演形式,张衡总括为“角抵妙戏”。至此,角力搏斗显然不再是角抵表演的中心,其表演类目愈趋繁多,角抵所涵盖的技艺形式已与后世所谓“百戏”无差。

  角抵不断增广成为百戏

  西汉角抵技艺种类繁多,但仍未被冠以百戏之名。武帝时期这种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最为繁荣,其时,观看角抵表演不仅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娱乐方式,还因其场面壮大而成为统治者夸耀于外、以展示国力强盛的政治手段。武帝以后,统治阶层喜观角抵之风愈盛,且场面益大、奢靡日甚,百姓不堪重负。至汉元帝,终纳贡禹之谏“罢角抵诸戏”,其后,哀帝干脆以俗乐放纵扰乱雅乐为由,将掌管俗乐演出的乐府机构取消了。

  但西汉末年统治者罢黜角抵演出之举,其效果并不甚明显或曰禁演的威力并未能持久,角抵演出仍十分流行。至东汉殇帝,又一次对这种大型演出予以罢止,《后汉书》对这次禁戏予以记载,如前所述,使用的是“百戏”一词。可见,经西汉末年短暂禁止,东汉建立后,角抵诸戏重兴,《晋书·乐志》便记载了东汉统治者观看角抵诸戏的场面:“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百戏演出的技艺形式显然再次增广。

  东汉以后,经魏晋南北朝几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角抵戏种类继续增广,终于增至过百,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百戏的表演内容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增广,至隋朝,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终于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百戏演出,根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这次演出展现的技艺类目比北齐更为广博,场面之盛可谓登峰造极。这种起源于战国“讲武之礼”的表演艺术,至此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百戏”。

  百戏之“杂”影响后世戏剧形成

  综上所述,“百戏”一词虽在东汉中期才被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百戏肇始于战国时期,秦时称作角抵,至汉武帝发展壮大,西汉末年一度废止,东汉复兴,经隋唐五代技艺种类不断增添广博。总览百戏的艺术表现,其最大的特征便是“杂”。百戏之“杂”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表演内容之杂与演出形式之杂。内容上,百戏所表演的技艺形式包括幻术、乐舞、杂技、魔术、体育竞技、故事性演出等;形式上,上述技艺的演出是随意和松散的,彼此之间并无关联。中国戏剧就是在这样广杂的文化背景下萌芽、生长终至成熟的,以至于宋元两代的主要戏剧形式,时人仍以“杂”冠之,名为“杂剧”,正如明初朱权所言:“杂剧者,杂戏也。”分析作为成熟戏曲形态雏形的宋杂剧,其“杂”亦表现在表演内容与演出形式两方面。据《梦粱录》载宋杂剧上演时“先做寻常熟事,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也就是说,宋杂剧包括正杂剧和与之无关的艳段戏,剧本内容驳杂。演出形式上的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一次崔府君生日时的露台演出,“自早呈拽为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相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可见宋杂剧是与诸色技艺混演的,这与百戏之杂便有了某种文化源头上的关联。正是这种广博杂糅的百戏艺术,以其包罗并蓄的文化内涵,孕育着后世戏剧的诸种因素,对中国戏剧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影响深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文学史研究”(12AZW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0日第63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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