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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周作人手稿《绍兴儿歌集》考述
——《歌谣》周刊创刊九十周年纪念专稿
  作者:陈泳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4-07 | 点击数:10408
 


【摘要】周作人搜集故乡童谣,大半辈子带着它们,参与了现代中国民间文学的漫长历程。此前已经出版了他的《童谣研究稿本》,学界以为是他对这批童谣的最终定本,其实他在1958年还对该稿本进行过一次修订,非但重新誊录得清楚明晰,而且在方言、名物、风俗三方面给予了详略不等的注释,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献价值。这份以《绍兴儿歌集》为名的手稿,因为收藏历史颇为曲折,长期以来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才在极小范围内为人知晓。笔者得到收藏者的允许,对该稿本的样貌及其学术价值予以揭示,以使这一沉埋已久的珍贵手稿,能展露些许身影。

【关键词】周作人 绍兴 儿歌 手稿 《越谚》


  一、缘起

  200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作为“知堂遗存”二种之一。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周作人<童谣研究手稿>考述》的文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文中除了对《童谣研究手稿》(其实该书原名应为《童谣研究稿本》,拙文已有分析,故下文及此均简称《稿本》)文本情况作了介绍之外,还对《稿本》的曲折经历作了详细的梳理,自以为就此话题而言,大约可算是曲终奏雅了,但事实却大谬不然。

  周作人曾经很多次提及他的这个《稿本》,其中以写于1962年10月15日的《一点回忆》最为详细,除了解放前这个《稿本》的辗转经历之外,该文也写到解放后的情况:

  解放以后这才回过头去,简单的编作《绍兴儿歌集》一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告成,小引里说:

  “前年有友人劝我,乘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把它编出来,也可以做一种纪念,因为里边的歌谣都是鲁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儿时所唱过的,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是我去年病后,精神不继,不能照原定计划来做述略,现在只能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编印出来,以供读者的参考,此外也别无奢望了。”

  我与歌谣研究会的关系就只有这一点,虽然以年月论实在也很不少,至于贡献则简直可以说是等于零,因为我所拿得出的就只是那一册稿本而已。[1]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周作人在1958年又对《稿本》进行过一次整编,并且取名为《绍兴儿歌集》。但是正像他前面曾经为此《稿本》取名为《越中儿歌集》、《越中童谣集》一样,我以为这次只不过又换了一个名字,说的还是同一个《稿本》。况且《绍兴儿歌集小引》的手稿,也在这部《稿本》里,落款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 日记于北京”,这就难怪他要说:“我所拿得出的就只是那一册稿本而已”了。

  其实在周作人的其他一些文字里还是透露出一些与此龃齬的说法的,比如在他写于19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里,有两段文字与《稿本》相关:

  但是这个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过去了。当时原拟就语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证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后来却不暇为此,只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绍兴儿童集”。可是现今因为兴起“新民歌”运动,这是旧时代的儿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2]

  至于普通的地方歌谣,我在民国初年曾钞录一个稿本,计从范啸风的“越谚”中转抄下来,也经过自己的实验的,有五十五篇,由我个人亲自搜集的有七十三篇,此外是别人所记录,虽然没有听到过,也是靠得住的,有八十五篇,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略为注解,编成了一卷“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才算告成,但是这种传统的旧儿歌没有出板的机会,所以也只是搁着就是了。[3]

  这里有三点可疑之处,可惜都被我轻易放过了:1、前面《一点回忆》以及《绍兴儿歌集小引》中都说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这里又出现“一九五八年九月”和“一九五八年冬天”两个时间,我当时不以为意,一来周作人经常会对自己的东西改来改去,二来也可能是记忆误差。2、前面说是“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这里说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可是《稿本》中几乎没有注解,本来也是可疑的,但是我以为周作人既然又说“整理”又说“注解”,大约指的就是《稿本》中他对所录儿歌写的那些说明文字而已。3、这里说“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且分作三个部分,各部分的数字为五十五、七十三和八十五,确凿具体,是最容易被关注的。拙文确实也关注了,但考虑到《稿本》中《童谣集释卷二》从《越谚》中选录的有五十二首,与这里的“五十五”接近;《童谣论资》中标号的有八十三首,但其中有些是从书上抄下的,大多则是周作人亲自搜集的,与这里的“七十三”也很接近;而《童谣集释卷一》从各种书籍里抄录关于童谣的议论,他自己标号正好也是“八十五”,跟这里的计数一模一样。再加上《稿本》中有很多数字序列,互相不连贯,显然经过作者多次改动;而周作人本人的计数也颇有差池,就是这里的三个数字五十五、七十三和八十五,加起来也只有二百一十三,而非二百二十三[4]。最关键的是,周作人的这段话连起来读是这样的:“我在民国初年曾钞录有一个稿本,计……五十五篇……七十三篇……八十五篇,一总计二百二十三首,略为注解,编成了一卷‘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才算告成……”看上去似乎从民国初年就这样编订了,没有说到誊清、录副、别为注解之类的话语,很像就是在说这个从民国初年一直修改整理延续至今的《稿本》,所以拙文很放心地下了断语:“这个数字与现在《稿本》中的数字略有参差,出入不大,可置勿论。”

  归根到底,我始终认为周作人从头到尾只有这一个《稿本》,即便这个《稿本》,也是历经辗转才公诸于世的,所以,我的所有的考述之箭,就都往这一个《稿本》上射了,而且看上去似乎也都还说得过去。

  谁知,2010年岁末,我忽然接到某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看到了我的考证文字,声称周作人关于绍兴儿歌的手稿,其实还存留于世。我当时大惑不解:怎么可能还有一部周作人关于绍兴儿歌的手稿呢?等我风风火火赶去一看,竟然是真的:清清楚楚的周作人的笔迹,装帧得简单而干干净净,更难得的是,在存放这个稿本的纸袋里,还夹杂着好多跟它相关的历史资料。在征得有关人士的同意之后,我想对这部未公开面世的《绍兴儿歌集》手稿作一番考索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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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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