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瑶先生是我的导师，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我的一生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令人难忘的。
王瑶先生给我们讲课，总是用一口浓重的山西平遥话，听起来很吃力，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爱听。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讲课非常投入，眉飞色舞，拿着烟斗的手做着手势，讲的内容很生动、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又很幽默，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
王瑶先生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史”的开头，后来又讲过“《野草》研究”专题课。此外，作为非常活跃的文艺批评家、《文艺报》的编委，我们在最大的阶梯教室，听过他讲治学方法。
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朱自清的研究生，在中古文学史方面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著述。50年代初，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拓者。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我曾在他的书橱中见到过精装的日文版两厚册。这是非常繁难的创新工作，开山之力大矣哉，开山之功不亦伟乎!我们对他是非常崇敬的。
他写过一本《中国诗歌发展讲话》，是把他在《文艺学习》上连载的文章集结而成的。可见他对中国文学史有过全面的研究，深得闻一多、朱自清新诗学的真传。
他主张用新观点研究文学史，写过一本专著《李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很受欢迎，在评奖中获过大奖。
据严家炎同志说，1954-1955年间，毛主席因为他的一部著作而专门接见过他。我想大概就是谈李白的。毛主席很喜爱李白，因为他的新观点而要和他谈谈。这些事他从未对我们讲过，于此亦可见他的为人。
所以，王瑶先生讲治学方法，是很有权威性的。60年代北大最大的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都很认真地听，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讲：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既然是科学研究，就一定要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掌握好，因为你的文章中的资料系统而丰富，即使你的观点已经被别人超过，但是你的资料却是有长远价值的，后来研究的人不能不看。他还特别重视材料的真实性，说写文章最怕“硬伤”，版本也很重要，《古今图书集成》的材料一定要核对原文。我想，这正是他自己研究写作的经验之谈。对我的教学和研究，都有典范的意义，一辈子受用无穷。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才是真正的科学，而唯上的风派、唯书的教条主义则是伪科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王瑶先生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是进步的热血青年，曾参加北方左联，在一次现代文学座谈会上与蒋南翔同时被捕，他没有暴露左联的组织关系，只是说自己是群众。出狱后更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35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骑着自行车奔跑于游行队伍的两头，很活跃，还参加起草学生抗日宣言等文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主编清华大学进步学生的刊物《清华周刊》(原来的主编是蒋南翔)。1936年3月31日，他因为参加追悼郭清大会和会后的抬棺游行再次被捕。出狱后他仍然坚持革命，为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暑假回乡，在战乱中，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为了继续学业，王瑶先生从家乡平遥出发，辗转流离、跋山涉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复学，1943年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由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教授共同指导。在昆明，他除了专心学习之外，他还积极支持闻一多先生的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据季镇淮教授回忆，一二一运动后，王瑶先生曾和他在昆明北郊的山地开过一个民盟小组会，四个人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4年，王瑶先生在一封信中报道了闻一多先生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把西南联大变成民主堡垒的情况，赞颂闻一多先生大无畏的壮举。1946年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后，王瑶先生又写了《忆闻一多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闻一多烈士由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的光辉历程。在北平，1946年王瑶先生于读书十年之后，开始在清华任教，除教大一国文外，还教《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他的同学与同事季镇淮先生说：“这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
1948年，困苦中的朱自清教授不幸病逝，王瑶先生痛失良师，先后写过几篇悼念文章，后来连成《念朱自清先生》，分6节全面记述了朱自清先生的创作、研究成就。他还作为《朱自清全集》的编委，收集遗文，整理日记，日记有些是用日文、英文写的，都翻译为中文。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1年03月16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