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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壁画，绘于1324年，现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的明应王殿。
「国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但其实它们又是19世纪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之后，以「分科之学」的形式，进入现代教育体制与学科体制中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国学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此，国学虽或有其坚守的「中心疆域」，另一方面，也必须立足当下文化语境，不断延伸、调整乃至重构自己的学科视域，以体现当下关怀。
德国思想家、解释学的大师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特别强调了「视域」与「理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并提醒我们，研究者对一种物件的观察角度（「看什么」）和观察方式（「怎么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决定了理解和阐释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现代国学之所以彰显出有别于古代「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的诸多特质，与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几代学者会通中西、融贯古今的努力有关。
以元杂剧、民间歌谣为例，它们并非从未进入古代学者的眼中，但就整个传统学术体系而言，却又可谓「无足轻重」。然而到了20世纪前期，它们却「人气指数」极高，成为时代性的主流学术对象，即所谓「显学」。
元杂剧进入现代学术视野，是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为标志的。王着成于1913年至1914年，一方面延续干嘉学人「考镜源流」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融会西方外来之观念（如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为现代戏曲史学的发端。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最早出现的若干种适应大学分科教育并冠名「文学史」的著作中，依然不屑于谈戏曲和小说。直至五四前夕，北京大学新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设立「元曲」科目，并延师讲授，这时距王着问世已有五六年，仍然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为此，陈独秀特意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刊登的《随感录》中，阐发己见，并给予回击。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年后，伴随着平民文艺观的强化和白话文学史观的凸显，元杂剧研究最终在现代国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元曲学、元剧学，不但溢出了传统「曲学」的藩篱，其不同于文学史研究的诸多特质也日益彰显出来。
再说歌谣。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该简章由著名学者刘半农拟定，受到知识界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异乎寻常的关注。随后几个月内，江西、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等十多个省市不断有歌谣寄往北大。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研究会并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歌谣周刊》也并入了《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组建「风谣调查会」，随即向各地寄发数千份「风俗调查表」。1924年，北大国学门又成立「方言调查会」，并在《宣言书》指出：「自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颇得国中人士的响应，而一般社会也觉得我们民间遗传的一切文艺与习俗有保存的价值。」歌谣研究被国学研究延纳、「收编」，不但开启了现代民俗学的大门，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近代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小说史研究也与此相仿佛。郑振铎先生曾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批评中国传统目录学虽有「小说」之目，却并不包括「真正的小说《水浒》、《西游记》等」，而尽是「惟中国特有的『丛谈』、『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因此，这些「真正的小说」是很难进入到古代学术视域中的。1923年，胡适应几位将赴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请求，开出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通俗小说《三侠五义》、《九命奇冤》赫然在内。此举引起很多争议，然而，此后小说研究蔚然大观，成为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传统学术虽然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但也有许多不必讳言的缺憾。相对而言，古代学者尤其是明清学者更加关注典籍文化，而忽视行为文化、活态文化；主要关注汉民族文化，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偏重于知识传承和道德传扬，而忽略艺术教育和情感教育；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规律，而忽视日常生活的奥秘。五四以后的「国学家」们则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民间性、集体性和口述性的俗文学（戏曲、歌谣、说唱是有代表性的文类），往往比文人的书面文学更容易突破阶级的分别、地域的限制以及民族的隔阂。俗文学的价值，有时并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文本背后共同的（或相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心理，这就使得俗文学既能成为文学研究的物件，也往往为其他学科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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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 2009-04-0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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