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关键词：老鼠嫁女；正月；东亚；阴阳观念；干支文化

 

　　“老鼠嫁女”是一则流传时间非常久远、流传范围非常广泛的民间传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这一民间传说不仅在皮影、傀儡戏、大鼓书等各种说唱类的民间文艺中，自身出现了很多复杂变型，产生许多让研究者难以将前后关系清楚梳理的文本，而且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主题，它活跃于剪纸、木雕、竹雕、玉雕等民间工艺中，形成了各种具象的艺术作品，围绕这一传说还形成了一系列民俗活动。如今在少儿读物这一领域，“老鼠嫁女”这一主题也非常受欢迎，已经出现了为儿童改编的多种文本。可以说，这是一个至今依旧非常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主题。

　　对于这一民间传说，研究领域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钟敬文早年起即对于“鼠”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早在1927年开始故事类型学研究时他就注意到猫鼠结仇型的民间故事，并在1928年发表了研究文章。1937年又以“鼠”为话题发表了《古代民俗中的鼠》。20世纪80年代，他又先后发表了《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和《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发表过《“猫名”寓言的演变》《印度文学在中国》。关于“老鼠嫁女”的民间故事用力最深的是马昌仪。她围绕这一主题先后撰写了论文《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吴地鼠婚俗信与艺术》，后又在专著《鼠咬开天》第九至第十二章中，对老鼠嫁女做过多角度的综合性分析。在国外，日本学者野村纯一有《“老鼠娶亲”的东渐北上——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老鼠娶親”と“逼鼠蚕猫”》等论文。上述先行研究对于老鼠嫁女的故事类型、故事传播的过程、围绕这一传说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讨论。笔者则试图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东亚文化为背景，以时间文化研究为核心对这一主题做讨论。

　　笔者主要关注的是“老鼠嫁女”的时间问题。马昌仪在《鼠咬开天》第九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岁末年初嫁鼠？她提问道：“笔者所搜集的111例鼠婚俗信，嫁鼠的日子都定在腊月二十三到二月初二之间。为什么要在岁末年初嫁鼠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又耐人寻味的问题。”马昌仪的回答是：第一，老鼠具有破坏性，正月鼠乱跑交尾，是灭鼠的大好时机。第二，正月填仓嫁鼠，有媚鼠灭鼠之意。第三，岁末年初嫁鼠，反映了对于子鼠母神的信仰，人们借此表达对子孙满堂、早生贵子的渴望。另一位注意到老鼠嫁女这一故事主题时间问题的研究者是何红一。她的《人日节与“鼠嫁女”》一文从人日节期与“老鼠嫁女”的重叠现象，认为“老鼠嫁女”有相当一部分的鼠婚期选定在人日或人日前后，其中民俗用意值得探究。她从数字七和数字十二的民俗传统对这一问题做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很有启发性。

　　笔者认为，马昌仪指出的“岁末年初嫁鼠”是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立足于上述先行研究，笔者将出发点设定于以下几点：第一，打开研究思路，将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放入研究视野；第二，作为本研究的参照系，注意考察老鼠嫁女传说之外的东亚正月其他鼠俗；第三，以东亚古典学研究的历史还原方法，对相关民俗事项进行学术观照，寻找符合古人理解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理路。

 

　　一、日本正月的“子日之俗”

 

　　日本明治时代编纂的类书《古事类苑》【子日】条云：“子日者，本原于古正月子日登高远望四方，以得阴阳静气。我国称第一子日为初子，第二子日为弟子，若有第三子日，则用中子。或亦有二月行之者。然多以初子为主。次日朝廷赐宴，行幸郊野，故臣庶亦做野外之游，折小松枝，摘嫩菜以为例。”这一段话对于日本古代正月“子日之俗”概括得非常简明扼要。

　　（一）正史中的子日游宴

　　日本正月有子日之宴，又有子日之游，这些据说来自中国的古俗，对于中国人自己，反而是非常陌生的。最早出现的是子日的宴会。日本古代正月上子日有宴会，例称“子日曲宴”。文献上以《续日本纪》天平十五年（743年）正月壬子条为首见：

　　天平十五年（743年）正月壬子。御石原宫楼。〈在城东北〉赐飨于百官及有位人等。有勅。鼓琴任其弹歌，五位已上赐摺衣。六位已下禄各有差。

　　此后有关子日的记录国史正史文中并不多。《类聚国史》卷七十二专门设有“子日曲宴”条目，并收有六条相关资料：

　　平城天皇大同三年正月庚子，曲宴。赐侍臣衣被。

　　嵯峨天皇弘仁四年正月丙子，曲宴后殿，令文人赋诗，赐禄有差。

　　五年正月甲子宴侍臣。赐锦有差。

　　八年正月甲子。曲宴后庭。

　　淳和天皇天长八年正月壬子。天皇曲宴仁寿殿。参议以上预焉。赐禄有差。

　　文徳天皇齐衡四年正月乙丑，禁中有曲宴。预之者不过公卿近侍数十人。昔者上月之中。必有此事。时谓之子日态也。今日之宴修旧迹也。

　　第五条文徳天皇齐衡四年（857年）正月乙丑条，并非子日而有此记载，于理不合。或云：“按丑日行子日宴盖特例也。”查考《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此条见于天安元年［齐衡四年二月改元天安（857年）］正月乙丑条。其云：“重上表曰。臣良房泻沥精诚。脱去官职。事非矫饰。庶蒙昭亮。而由衷靡发。卑听逾遥。震荡情灵。销灼肤貎。……臣伏以。大臣是百寮之长。朝家理乱。本自系之。大将为七德之师。王室安危。莫不以之者也。臣叨以非据。久带两官。今属老痾。何狎恒典。当阵执退。速递朝章。长歌朅来。遽归里第。是则微臣之自分也。但以流波出浦。独成呜咽。去鸟辞巢。非无顾慕。况臣身甚渭阳之戚。情异义合之臣。必须粉骨答恩。死生致命。是以频繁移病。不出朱城。时月扶羸。强趋绛阙。此亦睿心所照。更复奚言。臣闻负重致寇。易象表其终凶。福过生灾。至人贻其炯诫。臣尚贪盈满。遂及倾欹。何以驻东岱之魂。睹南薫之化。所以陈诉苦切泪继之血。伏冀。陛下特留玄鉴。俯照丹慊。必降矜容之恩。停臣文武之职。在于老惫。颇免谤。不任恳款䩄懼之至。谨重奉表。陈乞以闻。不许之。禁中有曲宴。预之者不过公卿近侍数十人。昔者上月之中。必有此事。时谓之子日态也。今日之宴修旧迹也。”知此实为依循旧年正月子日故实而行，列于子日良有以也。且由“禁中有曲宴。预之者不过公卿近侍数十人。昔者上月之中。必有此事。时谓之子日态也”，可推知子日宴曾相当长时间得到实行，又曾经有过中断和再实行。

　　（二）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正月的“初子之仪”

　　正史之外，保留在文学类的文献中的资料不少。其中《万叶集》中收入大伴家持所作的与子日宴相关的和歌一首云：

　　（天平宝字）二年春正月三日召侍从竖子王臣等，令侍于内里之东屋垣下，即赐玉帚肆宴。于时，内相藤原朝臣奉敕宣，诸王卿等随堪任意作歌并赋诗。仍应诏旨，各陈心绪，作歌赋诗。未得诸人之赋诗并乃作歌也。

　　始春乃波都祢乃家布能

　　多麻婆波伎

　　手尓等流可良尓

　　由良久多麻能乎

　　右一首，右中辨大伴宿祢家持作。但依大藏政，不堪奏之。

　　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正月三日是子日，这一天大伴家持在宫内参加了一系列重要仪式后在宴会上作此和歌。歌中“波都祢”即“初子”。此言“初春之初子”，可知这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子日”活动。这条记载比较特殊。因为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子日，举行了非常重要的仪式，和这条记载相关的日本皇室的子日活动使用的几件相关实物，如今仍在正仓院保存着。围绕这一祭祀活动管宁《日本古代“初子仪式”考辨》做过详细介绍，足资参考。按照管文介绍，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正月三日“初子仪式”所用祭祀道具，今藏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南仓者，计有耒与帚相关两大类：

　　子日手耒（手辛锄）

　　正仓院藏同工同式“子日手耒”二柄。木柄铁刃。柄下端近锷处有墨书十四字：“东大寺子日献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79号柜）。材质经鉴定为“类似赤芽柏”。又有耒柄为楮（），耒板为桧之说，其据不详。手耒长约131毫米，弯弓状。上端圆，顶嵌短横木，以利把握。下端方，套装短锷，以利脚踏。锷下嵌耒板，宽12毫米，以木销与耒柄连接固定。耒板下端嵌装U型铁耒头（刃）。耒柄与耒板均浅红地，铁耒头用金银泥彩绘蔓草、花鸟纹饰。耒柄近锷处有墨书十四字“东大寺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子日献”。

　　子日手耒附属品：

　　（1）粉地彩绘倚几（耒架），一座，高20毫米。台板长23.6毫米，宽20.6毫米，材质为桧，上嵌两根板柱，柱端呈斜云头状。耒架整体素白地，满绘红绿两色花草纹。（南）

　　（2）子日手耒机褥，一条，绿地夹撷紽（表），绿紽（里）。褥里一角有墨书十四字：“子日手耒机褥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152号柜）

　　（3）子日手耒机褥带，二条，绿紽，带端有墨书十五字：“子日手耒（机）褥带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81号柜、南127号柜）

　　子日目利帚

　　正仓院藏同工同式“子日目利帚”二柄，帚长65.0毫米，把径3.9毫米，材质为落叶小灌木，日文称为“高野帚”，此即中国俗称铁扫帚、苕帚苗者。帚把缠紫色毛皮，用金丝捆绑。帚枝上缀有五彩玻璃小珠（现存深绿色珠五颗）。存绿珠五枚（南）。

　　子日目利帚附属品：

　　（1）粉地彩绘倚几（帚架），一座。倚几由台板、立柱、云足构成，材质为桧，高29.1毫米。台板直径31.0—26.6毫米，呈四棱花瓣状，上嵌两根方形立柱。台板表面为淡绿地，绘花草、鸟蝶纹饰。侧面为苏方地，绘百花唐草纹，白粉勾出轮廓。方柱为薄苏方地，绘草花、蝴蝶、蜻蛉纹饰。方柱下端出榫，与台板嵌合，签木销固定。台板下嵌四脚云足，稳重端庄。（南）

　　（2）子日目利帚机褥（桌垫），一条，绿地夹撷紽（表），绿紽（里），褥里一角有墨书十五字：“子日目利帚机褥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函34-3）

　　（3）子日目利帚机褥带，二条，绿紽。一条带端有墨书十六字：“子日目利帚机褥带天平宝字二年正月”；一条墨书十五字：“子日目利帚机褥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127柜）

　　（4）子日目利帚机覆（罩布），一幅，绿紽，一角有墨书十五字：“子日目利帚机覆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77柜）

　　（5）子日目利帚机覆带，一条，绀地、浅绿地夹撷紽对拼缝接，带端有墨书十六字：“子日目利帚机覆带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南78柜）此外还有：“子日目利帚”“手辛锄”共用备用机覆带，一条。绀地、浅绿地缘紽对拼缝接。带端有墨书十九字：“手辛锄机覆带天平宝字二年正月（左另行顶格）子日目利帚。”（南78柜）

　　这里的“子日目利帚”应当就是大伴家持歌中所咏“玉帚”，是当日亲蚕仪式所用之道具。

　　大伴家持的诗歌和这些宝贵的实物，为我们了解古代日本奈良时代的子日习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些保存至今的文物可以推知，天平宝字二年（758年）的初子之日，天皇家不仅有子日曲宴，而且在宴会之前于平城宫内宫东屋垣下举办了和中国古代皇帝“祈谷躬耕”、后妃“浴蚕躬桑”一样的祭祀活动。活动结束后赐宴群臣，并有文人创作点缀其间。日本人这种将中国古代皇帝正月辰日的“祈谷躬耕”和后妃二月的“浴蚕躬桑”都改编到子日宴中的做法是非常有意味的。管宁认为：“以五行计，东方者，木气也。木生于水，水旺于子。水为木母，养木荣，利农桑。又，子者，水也，在北方。孝谦为女皇，待位之君，恪守妇道。《礼记·月令》载：（二月仲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恰为所用。其习演中国典礼耕桑，而舍吉亥用‘初子’、舍郊祈重肆宴者，其意在水，以水养木；其愿在东，祈日本永为东方长盛之国也。”按，日本圣武一朝，正仓院除大伴家持写初子日和歌并非仅此一首。《拾遗集》还收入他创作的下面这首和歌：

　　松の上に鳴く鶯の声をこそ初ねの日とはいふべかりけれ。

　　这首写初子之日莺鸣松上的和歌，提醒我们日本初子日习俗与松树关系颇深。有关这一点，菅原道真诗文提供了更多可供参详的材料。

　　（三）菅原道真诗文所见之子日游与子日饮食

　　平安时代日本最著名的知识人菅原道真文集中收有《早春观赐宴宫人同赋催妆应制并序》，其述宫中子日之宴情形云：

　　圣主命小臣、分类旧史之次、见有上月子日赐菜羹之宴。臣伏惟自觞王公于朝、至唤文士于内宴、首尾二十余日、洽欢言志者、诸不及妇人、此唯丈夫而已。夫阴者助阳之道、柔者成刚之义也。况亦野中芼菜、世事推之蕙心矣。炉下和羹、俗人属之荑指。宜哉、我君特分斯宴、独乐宫人矣。观其天临咫尺、逼金铺以展筵。地势悬高、排绣幌而移榻。春情欸欸、春态迟迟。或辞以不任罗绮、或诉以不暇脂粉。于是昼漏频转、新妆未成。其慎命谐恩、来就列序者、譬犹秋夜待月、才望出山之清光、夏日思莲、初见穿水之红艳。斯事之为希夷、不可得而一二。彼桂殿姫娘羞膳行酒、梨园弟子之奏舞唱歌、一事一物、仪在其中。时却时前。礼治其外。臣等职为侍中、业书君举。恐不得意知理者、谓我后偏专内宠。故聊假文章以备史记云尔。谨序。

　　算取宫人才色兼

　　妆楼未下诏来添

　　双鬟且理春云软

　　片黛才成晓月纤

　　罗袖不遑廻火熨

　　凤钗还悔鏁香奁

　　和风先导薫烟出

　　珍重红房透玉簾

　　子日内宴据传来自中国。《河海抄》十三【若菜】云：

　　内宴记曰：弘仁四年始有内宴。唐太宗之旧风也。正月一二三日间有子日，著件日行之。《藏人式》《清凉记》等此日注曰：“一二三日之间，若有子日便用之。”

　　弘仁四年是公元813年，这仍旧是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年代。这里提到的“唐太宗之旧风也”当是有一定来历的。惜乎笔者寓目的初唐资料中尚未发现可以与此对应的史料。菅原道真文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点，一是子日内宴和一般的宴会不同，是菜羹之宴。这一点与下文要谈及的子日游采摘新嫩之菜直接相关。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在于“自觞王公于朝……独乐宫人矣”这段话，反应出的菅原道真时代对“子日”阴阳属性的理解。

　　子日曲宴之外，古代日本还流行出门游玩的习俗，即“子日游”。在正月第一个子日，人们登山临水采摘新春的嫩菜，或以身摩松，或拔嫩松以饰。这一类吟咏子日行事的和歌，可见于很多古代的歌集、日记、随笔。《扶桑略记》记宽平八年（896年）闰正月六日，有子日宴。行幸北野云林院。其扈从者皇太子及一品式部卿本康亲王、四品贞纯亲王、大纳言正三位源朝臣能有、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时平、中纳言源光、中纳言菅原道真、参议从三位藤高藤、从三位藤原有实、参议源真、参议正四位下源贞恒、参议源希，殿上六位以上，皆著鞠尘衣。如史料所示，这次宴游菅原道真也是参加者。《菅家文草》记载了他扈从天皇做子日游的情形。《扈从云林院不胜感叹聊叙所观并序》云：

　　云林院者、昔之离宫。今为佛地。圣主玄览之次、不忍过门、成功德也。侍臣五六辈、玩风流而随喜、院主一两僧、扫苔藓恭敬。供奉无物、唯花色与鸟声。拜谢有诚、唯至心与稽首而已。予亦尝闻于故老曰：“上阳子日、野游厌老。其事如何？其仪如何？倚松树以摩腰、习风霜之难犯也；和菜羹而啜口、期气味之克调也。”况年之闰月、一岁余分之春、月之六日、百官休暇之景。今日之事、今日之为、岂非为无为无事乎。予虽愚拙、久习家风、回舆有时、走笔无地。聊举一端、文不加点云尔。谨序。

　　明王暗与佛相知

　　垂迹仙游且布施

　　松树老来成伞盖

　　莓苔晴后变琉璃

　　暖光如浅慈云影

　　春意甚深定水涯

　　郊野行行皆斗薮

　　和风好向客尘吹

　　古代历法每四年置闰，闰月本是十二月外多出的月份。古人五日一休沐，六日又恰逢休日。所以这次子日之游是用了“余分之春”和“休假之景”，所以是“为无为，事无事”。这一段中“上阳子日、野游厌老。其事如何？其仪如何？倚松树以摩腰、习风霜之难犯也；和菜羹而啜口、期气味之克调也”是有关子日风俗重要的文字。借此我们知道子日之游是“上阳子日”的野游，野游的目的是“厌老”。“倚松树以摩腰”以得松树“风霜之难犯”的力量，和“和菜羹而啜口”以得春日“气味之克调”，都是“厌老”的做法。

　　《菅家文草》还收有《宽平八年闰正月云林院子日行幸记》，其云：

　　〔首部阙佚〕无人赏望、方今看眼不改、树身□□□□（阙文）舆之再临、不堪凫藻之如旧、老僧感□□□□（阙文）图、今日复见天长□□□□（阙文）外跃马纵禽、满山终□焉、□□□□（阙文）（大）纳言源朝臣〔能有〕奉勅、宣命以由□□□□（阙文）（性大法师师为权律）师，弘延？素性两大法师施度□□□□（阙文）（者各二人、共起稽首）、举声欢喜。中纳言菅原朝臣〔道真〕亦宣命云、内匠头从五位下良岑朝臣时实、授从五位上。时实即再拜舞踏。以未一刻、乘举（舆？）幸船冈最高之顶。皇太子以下、骑马相从。其仪如初。屿中果菜、遗犹□（山）极、令人留守、更俟后召。未四刻许、令内竖□□□□（阙文）果菜、仍即奉献。其后贵贱之□□□□（阙文）马阗咽、院门成市。知□（与？）不□□□□（阙文）或人传示御制、及菅纳言、式部□□（少輔？）□□□□（阙文）□□（纪长？）谷雄等之诗如左。

　　（中引诗略）

　　夫时世不常、古今易隔、今人难□□□□（阙文）代、谁传今日之事。其不朽者、唯□□□□（阙文）记盛事、遗于来叶。

　　宽平八年闰正月日记。

　　这段记载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野游的时间设定。北野野游到达云林院的时间是午时，登上船冈山尽野游之乐是在未时一刻。和大自然午时过后阳气渐减相对而行的是同游君臣未时的登高近阳。且从“其仪如初”可推知这是每年的常仪。未时四刻进新菜，同样是取其得新阳之义。这是日本认真学习中国的时代，这些有关登高“其仪如初”的仪式时间设定，都是很宝贵的。因为中国古代对正月七日登高虽有简单的文字记载，但具体时间和做法都没有什么资料可查考。这些小小的细节，对我们认识古代中国的正月七日登高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材料。

　　又《小右记》非常生动地记载了宽和元年（985年）二月十三日子日游的情形：

　　十三日，戊子。巳时许参院。今日御子日也，御御车令向紫野给。（中略）太上皇（円融院）于野口乘御御马。（中略）。京都路野边见物车如云。即御御在所。其御装束立幄敷板敷又立簾台悬御簾。其中立轻幄（南向）。其东为公卿座（南面）。其幄东又立幄为侍臣座。御前四方立屏幔。御前植小松（中略）。左大臣仰可献和歌题之由。即献云。于紫野玩子日松者，以兼盛令献和歌序。此间有蹴鞠事。

　　乘马、立松、以“于紫野玩子日松”为题写作诗歌、蹴鞠，足见子日之游已经发展出何等丰富的内容。而一句“京都路野边见物车如云”也告诉我们这时代“子日游”已经在当时社会普及到何种程度。

　　“子日游”多用松树，起源据说在中国。《初学记》“折松”条释云：“岁首……又折松枝，男七，女二七。”子日野游则典出《十节记》。《书言字考节用集》二“时候”引《十节录》云：“正月子日，登岳遥望四方，得阴阳静气，则除忧恼。”《二中历》五“岁时·节日由绪·正月子登岳”云：“正月子日，登岳遥望四方，得阴阳静气，除忧恼术也。”《十节录》即《十节记》，是一本已经遗失的关于古代岁时的专门著作。按登岳事此条多有异文，此处系于子日，而其他典籍则或系于七日。如《年中行事秘抄》“正月上子日内藏寮内膳司等供若菜事（十二种）条”引《十节记》云：“正月七日采七种之羹，尝甘味，是除邪气之术也。”《公事根源》：“子日之游条”转引《拾芥抄》曰：“《十节记》云，正月七日登岳远望四方，得阴阳静气，除烦恼之术也。”《运步色叶集》引《十节记》云：“正月七日，登岳远望四方，得阴阳之静气，除烦恼之术也。”都是将登岳事系于七日。不过从文本上看，虽然《年中行事抄》系此条于正月七日，但实归于“正月上子日内藏寮内膳司等供若菜事（十二种）条”，被当成是古代日本子日习俗的出典。大凡正月上子之日，日期与正月七日接近，出现互相借用节俗多有重合是可以理解的。

 

　　二、朝鲜古代子日的习俗

 

　　朝鲜古代亦有子日习俗。其起源据说与新罗炤智王有关。事见《三国遗事》“射琴匣”条：

　　第二十一毗处王（一作炤智王——括号中为原注，下同），即位十年戊辰，幸于天泉亭。时有乌与鼠来鸣，鼠作人语云，此乌去处寻之（或云，神德王欲行香兴轮寺，路见众鼠含尾，怪之而还，占之，明日先鸣乌寻之云云，此说非也）王命骑士追之，南至避村（今壤避寺村，在南山东麓）。两猪相斗，留连见之，忽失乌所在，徘徊路旁。时有老翁自池中出奉书，外面题云：“开见二人死，不开一人死。”使来献之。王日：“与其二人死，莫若不开，但一人死耳。”日官奏云：

　　“二人者庶民也，一人者王也。”王然之开见。书中云“射琴匣。”王入宫，见琴匣射之，乃内殿焚修僧与宫主潜通而所奸也。二人伏诛。自尔国俗每正月上亥上子上午等日，忌慎百事，不敢动作。以十五日为乌忌之日，以糯饭祭之，至今行之。俚言怛忉，言悲愁而禁忌百事也。命其池曰书出池。

　　此《射琴匣》故事在朝鲜影响非常深远。《朝鲜史略》“十年幸天泉亭得乌衔书射琴匣王妃及内殿焚脩僧伏诛”条云：

　　王幸天泉，有乌衔书来鸣。得其书外面云：“开见二人死，不开一人死。”日官奏云：“一人者，君也。”王开视之，书曰：“射琴匣。”王入宫射之，果有人，乃内殿焚脩僧，王妃引与潜通者也。皆伏诛。自是国俗每岁是日，以糯饭祭乌。又以龙、马、猪、鼠之异，每于岁首辰、午、亥、子日设祭，禁百事，谓之怛忉。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庆州风俗“糯饭祭乌”条亦云：

　　新罗炤智王既免琴匣之祸，国人以为若非乌鼠龙马猪之功，则王之身戚矣。遂以正月上子、上辰、上午、上亥等日忌慎百事，不敢动作，以为慎日。

　　从文章脉络看，这些记事都是从本于《三国遗事》。因先得消息而躲过刺杀，这一故事类型普遍见于当时的民间传说之中。例如日本《今昔物语》第十四篇《天文博士弓削是雄占梦》（亦载于《政事要略》）。不同的地方，是传递消息的手段各自不同，变化纷繁。《今昔物语》依靠的是占梦，是为阴阳道术张目，而《三国遗事》的特点在于鸟、鼠、猪、龙、马等动物们的活跃。而这些动物们的活跃是为什么张目呢？请注意这里活跃的动物除了鸟之外，鼠、猪、龙、马即子、亥、辰、午，都属于十二地支。而故事的结尾也特为交待当时形成了“每正月上亥上子上午等日，忌慎百事，不敢动作。以十五日为乌忌之日，以糯饭祭之，至今行之”的国俗。所以笔者以为《三国遗事》版的《射琴匣》故事，是“因先得消息而躲过刺杀”类型的故事和朝鲜半岛早有流行的正月上亥上子上午等日忌慎百事的习俗的结合，是以故事的形式给这一习俗本地化的解释。在朝鲜，子日最初应当就是作为与辰日、午日、亥日等并列的“慎日”而出现的，并有诸如设祭、禁百事等特殊习俗。到了李氏朝鲜，这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冽阳岁时记》云：

　　禁中以亥子二日，裁各色绫缎，造配囊。穿结杂组，下做流苏。栩栩如大蝴蝶。正朝候班近臣卿宰，例得颁赐。其来甚久，而莫省所以。或曰“亥子居十二辰终始，以是日造囊者，囊括一岁福禄之意也”。

　　《京都杂志》【亥子巳日】条：

　　正月上亥为豕日，上子为鼠日。国朝故事，宫中小宦数百，联炬曳地呼熏豕熏鼠，烧谷种盛于囊，颁赐宰执近侍，以视祈年之意。颁囊寻废矣。当宁御极，复颁。囊用锦制，亥囊圆，子囊长。子日闾巷亦炒豆，呪云：鼠嘴焦，鼠嘴焦。亥日作豆屑澡面，黑者渐白。豕色黑，故反取其义也。巳日不理发，忌蛇入宅。

　　这两本书中所记载的朝鲜时代有关老鼠的习俗，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一，是与亥日相关联的配囊习俗。配囊是一组穿结有流苏使用绫缎材料做的口袋，口袋中装的是炒过的五谷，取的应当是五谷成熟之意。佩戴这个配囊，则是“囊括一岁福禄之意”，或“以视祈年之意”。形状上和亥日的配囊制造成圆形，子日的配囊制成长条形，则应当是与乾坤、天地、阴阳相关。其二是正月厌鼠。子日老百姓在闾巷炒豆，并且念咒：鼠嘴焦，鼠嘴焦。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朝鲜的子日鼠俗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孙伏园主编的《贡献》第4卷刊发了天行的《朝鲜厌胜解禳风俗》，文中介绍“上子日为鼠日。闾巷炒豆咒云：鼠嘴焦！鼠嘴焦！湖西俗，燃炬成攀，谓之熏鼠火”，后者和中国广泛流行的照虚耗很接近。“亥子居十二辰终始，以是日造囊者，囊括一岁福禄之意也”这一句可谓画龙点睛，是我们理解子日鼠俗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三、从东亚鼠俗看“老鼠嫁女”

 

　　以上我们对古代流行于东亚地区的鼠俗做了一个文献学层面的回顾。将这些资料放到一起思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老鼠嫁女”时引为参考。

　　首先，古代东亚地区的鼠俗与年节文化观念有非常深的联系。日本的鼠俗和韩国的鼠俗都注重每年第一个子日不是偶然的。“年”和“子”是这里面关键的两个词。“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时间周期的起点。古人十分重视正月初一元旦这个日子，或缘岁之元、月之元、日之元而称之为“三元”，或由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称之为“三朝”。古代还有“四始”之说。《左传》中有“履端”之语，《正义》释为“四始”，即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一年之始即开始于岁首正月元日子时。这一起点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时间在这里处于重要的转换点。所以这一时间被神圣化，被看成具有象征意义。民间过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打破餐具要说“岁岁平安”，甚至过年连屋中的垃圾都不能随便扫，因为扫了会破财，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份象征性。正因如此，正月这一特殊时期的许多个开头，都会被看成是有特殊意义。正月子日在这一意义上，因为是一年之中第一个子日而被重视，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是符合古人认识事物的逻辑的。《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后“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十二辰“始动于子”，子为“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因此这一数字也是神圣的。对于使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时代的人们，一年中第一个子日也是一个开始，可以说是“四始”之外的第五始。《冽阳岁时记》所谓“亥子居十二辰终始，以是日造囊者，囊括一岁福禄之意也”这段话，“亥子居十二辰终始”，是十二辰“始动于子”，是日造囊”囊括一岁福禄之意”，是“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所讲的就是这个逻辑。

　　古代东亚地区的鼠俗与干支文化观念有非常深的联系。萧吉《五行大义》云：

　　支干者，因五行而立之。昔轩辕之时，大挠之所制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也。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阴阳之別，故有支干名也。

　　正月以后，大地回春。农耕季节将至，正是有事于地之时，选择第一个子日作为节日依循的正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的原则。

　　以干支纪时日在中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考古学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的两批秦代竹简中，已经出现了以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种动物，证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努力尝试以十二种动物来表现十二支的文化。不过当时究竟使用哪十二个动物并没有完全确认下来。但至晚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这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支的记载，这和今天是完全相同的。选择这十二种动物来做代表不是偶然的。这个确定的过程很可能是古代先民按照中国古代人的象数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全息性思维原则，参照了十二地支各自的自然属性才最终确定的。

　　那么，古人怎样认识鼠的自然属性呢？鼠为十二生肖之首，是从古以来就和人类共同生活相伴的小动物。鼠敏捷、聪慧、狡黠，善于打洞，善于在地下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鼠牙细小而尖利，可以嗑开几乎所有木头打造的箱柜，并咬破里面的衣物。鼠善于营造自己的生活。记得上小学时学大寨修梯田，有同学挖地发现鼠洞，一路顺洞挖过去，挖到鼠窝一定就能找到老鼠仓中的几斤粮食。要知道那几斤粮食可是小小的老鼠身量的十几倍。鼠从古以来为我们先民所熟悉。那么，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选择为十二属相之首的呢？这与老鼠身体的形状有直接关系。十二辰始动于子，“气钟于子”，子以“阴阳合德”而化生万物。按照中国古代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原则，十二属相中子午相对，于一年为冬至，于一月为十一月冬至月，于一天为夜半十一点至一点。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因为它第一是日南至，日短之至，影长之至。这个时间点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阴气走到极至；第二是阳气始至；第三，这是阴阳转换之点。古人观察到老鼠身体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鼠的前爪四指，古代人认为代表阴。后爪五指，古代人认为代表阳。因此其一身即为“阴阳之始终”，甚至有人从更深的地方解读鼠的这一体型特征，提出鼠前足四指后足五指，代表着“四时五行”。

　　对于这一点，古人很早应当就认识到了。《礼记·月令》清明”节气二候的“候应”为“季春之月，田鼠化为鴑”，清人朱骏声《夏小正补传》解为：“鴑，鹌也。变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鴑为鼠，变而不善，故不尽其辞也。”为什么是鼠鸟相化呢？这是非常不好理解的一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辞海》“七十二候”条认为这一“候应”是属于古人“有观察错误，不合于科学事实的情况”，而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从科学的角度做了如是说明：“纬瑛案：鹌，鹑属，候鸟，以季春来，于农田间活动，人于此时，多见鴑，而田鼠则不甚显著，故以为鴑系田鼠所化，非田鼠真能化鴑也。”这算是给了本条目一个科学理解的路径。沿着这一思路，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个人体验。笔者小的时候在乡村抓过鹌鹑。这种鸟经常活动在地面上的灌木丛和草丛中，形体大小也和老鼠近似，这都可能是诱使古人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方向，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科学思维替代古人思想的表现。在所有这些科学而可证的解释之外，古人特殊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完全无视并直接超越过去的存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引鲍氏注称“鼠阴类，鴽阳类。阳气盛，故化为鴽。盖阴为阳所化也”。谷雨二候称“田鼠化为鴽注称：鴑音如，鹌鹑属，鼠阴类。阳气盛则鼠化为鴽，阴气盛则鴽复化为鼠”。和无情的科学世界不同，古代东亚的时间世界是有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这种阴阳之气的变化引发鸟鼠之变是被认为成立的。而其之所以成立的一个中间逻辑链条，就是与鼠足形由阴至阳的物象直接关联的。鹌鹑为候鸟，与春同来，和燕子一样是纯阳之鸟也。从由阴向阳转换的鼠到彻底变为纯阳的鹌鹑，阳气彻底占了上风，这正是中国古人头脑中世界转换的秩序。

　　顺带说一句，在体形特点上还有一种动物——龟的形象也和鼠很接近。不过龟和鼠相反，是前足五指，后足四指。在古代四象之中，北方之象确定最晚，据考古资料可知，先后有麒麟、蛇、龟、鸟、猪等都曾被做过北方之象使用。到新莽以后固定为龟蛇。龟在古代被神圣化，能够成为神圣的占卜仪式的材料，能最后成为北方之象，应当都与这一体形特征有关。

　　鼠的形体一身兼“阴阳之始终”，这一点对于以阴阳观念认识世界的古代东亚地区鼠俗的发展变化有非常大的影响。日本正月的子日宴和子日游的核心，都在于居阴而求阳。从前引菅原道真“诸不及妇人、此唯丈夫而已”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推知早期的子日宴都只有男子参加，子日在宫内为妇人们举行宴会已经是弘仁四年（813年）的事情。如前文所论，子日游的出典自《十节录》的“正月子日，登岳遥望四方，得阴阳静气，则除忧恼”。登高者，近阳也。“

　　登高远望四方，以得阴阳静气”，“静”者清静也，无为也。《庄子·天道》称：“静者无为，得长寿也。”以无为而脱烦恼也，以脱烦恼而得久寿也。其取义都是近阳克阴。菅原道真所称“上阳子日、野游厌老。其事如何？其仪如何？倚松树以摩腰、习风霜之难犯也；和菜羹而啜口、期气味之克调也”。借松树的长寿和春天新菜的生命力。通过以上对东亚地区正月鼠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正月鼠俗与古代人对于正月时间转换的认识相关。正月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月份，子日作为十二地支系列的首日，与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一样，被赋予象征意义。而正月伊始，万象迎春。大地复苏，人们将有事于田亩。选择子日为子日宴、子日游，做子日囊，依循的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的原则。鼠的形象为阴阳转换之象，整个正月鼠俗也贯穿着阴阳转换、居阴而求阳的主题。以此为基点回头检视中国古代正月的鼠俗，看“老鼠嫁女”故事，我们会看到其中曲折地蕴含着同样的文化层面。鼠危害人的生活，所以中国古代正月很早就出现了逐鼠之俗。《荆楚岁时记》载吴县张成夜起遇蚕神事，云：“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则是为蚕逐鼠矣。”这与韩国闾巷炒豆咒鼠嘴焦、燃炬熏鼠火是同一层面的，但典籍中很难找到类似日本和韩国重视正月“上子”的习俗。那么是不是中国古代就没有类似的观念或习俗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老鼠嫁女”故事本身就保留下了这一层面的习俗印痕。“老鼠嫁女”故事，主题就是“嫁女”，用古人的思维思考，乾父坤母，余六卦皆为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嫁女本身就是去阴之意。看看民间绘画，很多老鼠嫁女的图案最后都有猫在那里等着吃掉老鼠，“老鼠嫁女”故事中也多有最后被老猫吃掉的版本。正月前后的鼠俗中，很多都与“送鼠”“去阴”有关。比如早到《东京梦华录》的十二月二十四交年“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晚到清末中国各地方，在平时比较暗的床下、厨房、厕所等地设灯，这和夜不张灯、不用针、不纺线、不磨、不食米，强调为嫁鼠保持安静环境做法不同，但取义也都在保证顺利让老鼠离去。例如山西《崞县志》载：“正月十日夜，早眠，俗传‘鼠娶妇’。”清光绪六年（1880年）山西《河津县志》载：“正月二十夜不张灯，俗呼为‘鼠忌’。”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刻本陕西榆林《府谷县志》载：“正月十日名‘鼠嫁女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害百谷、啮衣裳。”这类记载多到不胜枚举的程度。

 

　　结语

 

　　要而言之，“老鼠嫁女”故事起源于佛教，传播于东亚，但正如日本、朝鲜半岛等地正月鼠俗所揭示的那样，受东亚节日框架的影响，受东亚古代普遍流行的阴阳观念的影响，民俗中流行于正月的“老鼠嫁女”的传说、故事以及民俗仪式，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与原来的故事主题完全不同的新的层面。可以说，不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东亚，在那些经过变异的风俗背后，我们依旧可以寻找得到内在的原逻辑，寻找得到这些风俗初始的文化启动点。在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古代文化中，尽管许多具体的民俗事项因时代与地区的不同，事实上逐渐在发生流变甚至脱离原本的意义，但只要我们沿着这些变化的脉络回溯，我们总能看到哪些最原始的文化系统在起作用。这种形散而神聚的现象，背后依托的正是古代的时间观念体系以及寄托于这一体系中与之密切相连的思维框架。这才是东亚文化的真正的秘密，是一直埋藏在最深处的、把整个东亚文化联系起来的文化本源。

　　最后要指出的是，老鼠嫁女在越南也有流传。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蔡玉琴介绍，Maurice Durand著Imagerie Populaire Vietnamienne收有《老鼠嫁女》图，该图上有“鹏越新刻老鼠娶亲”字样，被认为是越南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图样。类似的图像资料，笔者在日本介绍越南年画的书籍中也见到过。惜乎笔者见识所囿力所不逮，相关研究只能期待他日高明之士为之。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