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元阳县是滇南哀牢山区腹地的一个哈尼族聚居区。随着“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评选、保护工作的推进，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小地方转而成为炙手可热的“云南旅游新方向”，其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元阳哈尼族是一个有着深厚口头传统积淀的族群，有关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神话叙事是其口头传统的核心。在哈尼族的传统文化语境中，这些神话的传承主要有赖于祭司“摩批”在各类仪式场域演唱的“哈巴”[1]。“哈尼哈巴”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哈尼族的口承神话在面对剧烈的遗产化过程时，主要表现出口头叙事的符号化、传承场域的公共化和讲述策略调整等变化。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遗产学的重要概念，意为将“过去”——值得珍视的、具有选择性的过去——的文化遗存，通过官方部门评定为“遗产”的方式，对遗产进行规划、保护和利用的过程。[2]红河哈尼梯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身兼若干个世界级、国家级的文化遗产头衔，其遗产化程度之深在中国颇为少见。在深度遗产化的情况下，哈尼族的口承神话出现了被挪用和重述的现象。这种现象被杨利慧教授概括为“神话主义”（Mythologism）。神话主义强调神话被从原本的文化语境中抽取出来，在新的语境中为不同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神话主义并不限于文艺创作，广泛存在于现当代社会的诸多领域。[3]神话主义的运作机制是民间文化遗产化实践的重要手段。本文将探讨在遗产化的语境中，哈尼族神话被挪用与重述，从而建构新的神话遗产的过程。

 

 

　　在哈尼族的文化观念中，并没有“神话”的文类概念，但是神话观念却渗透在哈尼族民俗生活的方方面。哈尼族神话传统被演唱、讲述、实践的时机主要是岁时仪式（如新年、昂玛突节）、人生礼仪（如丧礼）和某些非周期性仪式（如驱邪）。而祭司“摩批”、民间歌手则是传承起源知识的主要群体，他们在仪式中演唱的“哈巴”正是以神话为核心的口头传统。在传统山地稻作农业的生活中，神话就在这些不断实践的仪式中得以重复和强化。这些仪式关乎梯田稻作的维持，因此当遗产化运动将水稻梯田纳入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时，其附带的后果就是哈尼族的神话、仪式和信仰不得不面临新的调整。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的跟进，则使神话传播越出了社区和族群的边界，走向国家化和全球化。

 

　　红河哈尼梯田主要分布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绿春、红河、金平四个县。其中以元阳县的梯田最为集中。1990年代，民族学家、农学家发现哈尼族的稻作文化是森林、村落、稻田、水系相协调的生态体系，是可持续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民俗文化是这种稻作农业的重要保障。因此，“哈尼梯田”逐渐被学术界塑造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相继被列入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着力宣传的文化名片。尤其在旅游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哈尼族稻作民俗文化的符号生产非常突出。

 

　　红河哈尼梯田近十年来的文化变迁集中体现在遗产化进程中。从世界文化遗产到农业文化遗产，从文物保护单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在十年时间里汇集了众多身份。下表是红河州哈尼族农业民俗遗产化的项目列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代表了当前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努力。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则代表了全球生态变化条件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这几个全球性遗产化实践，都有相应的国家层面遗产化措施。在这些遗产化操作中，哈尼族的神话不仅直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哈尼哈巴），更是维系文化景观和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根基。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神话观对梯田稻作的维系作用主要体现为文化观念的规约。

 

　　首先，宇宙起源神话所代表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维系村落秩序与生产秩序的重要文化依据。例如在补天地神话中，天神号召众神用牛补天地，牛眼变成日月、牛骨变成山峦、牛牛肉做成土壤、牛毛变成稻谷。哈尼族每年六月的苦扎扎节，都要宰牛，用牛祭祀天神，并且全村各户平分牛肉。苦扎扎是水稻种植收割前的重要节日，而用牛祭祀天神、祭祀磨球桩，暗含着希望稻谷丰产的祈愿。因此，天地起源、修补天地的神话秩序被年复一年的杀牛祭祀活动实践着，从而构成水稻梯田生产节律、秩序的保障。

 

　　另一方面，人类起源神话是哈尼族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对集体认同的建立有重要作用。例如人祖神话中，人类与神的家谱相连，创世天神俄玛是人类、动物、大小神祇共同的祖先。每年春天的昂玛突节，村落都要隆重祭祀寨神林，林中的一棵神树则是天神、祖先、寨神的象征。上一年新生儿需要在昂玛突期间在寨神林中举行诞生礼。只有受到天神与祖先认可，方能成为村落的正式成员。这种人生礼仪制度使得村落认同得到强化，从而保障了复杂的梯田水利、稻作生产劳动的集体配合。

 

　　再次，哈尼族的文化起源神话，奠定了群体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基础，这是哀牢山区哈尼族在特殊的亚热带山地条件下，认知环境和顺应环境的重要前提。例如，元阳县摩批朱小和讲述的稻种起源神话说，所有农作物的籽种都是从祖先（文化英雄）塔坡的竹筒中倒出来的，而竹筒还生出了矿物和动物。在丧礼起源神话中，竹子还是亡人返回祖灵的媒介。因此竹子在哈尼族文化中寄托者英雄祖先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哈尼族凡新建村寨，都必须在村寨四周栽种高大的龙竹。竹子成为优良的建材、日用品材料和燃料，从而避免了砍伐树木。

 

　　哈尼梯田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优势，是其精密的农林业和水分配体系，通过独特的社会宗教文化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可见，神话作为族群文化中攸关存亡的重大观念，直接影响到文化活动的结果。遗产化运动表面上评选的是“景观”“农业”和“口头传统”，但这些都触及到群体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在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化的初期阶段，哈尼族口承神话是被动地参与到遗产化运动中的。但是在后遗产时代，口承神话内蕴的文化能量却日益显现出族群的自我文化塑造力。

 

　　此外需要注意，梯田水稻农业本身的“生态智慧”也是其国家化、国际化的重要资本。早在2008年，哈尼梯田就作为西班牙萨拉戈萨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重要展示项目，得以代表国家走向世界。本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水与可持续发展”，哈尼梯田无疑是极为切题的。遗产化伴随着文化越出社区边界进而展示自身，这是当代文化生产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表演艺术等被裹挟进遗产化浪潮，但却在文化变迁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

 

 

　　2014年夏天，我到梯田遗产地核心区元阳县新街镇进行调查。这时哈尼梯田景区已经完全建好，土锅寨成为景区入口。而土锅寨、全福庄、坝达、胜村、多依树、硐浦寨一线原来的县乡道路也被设计改造为旅游环线。原本能够自由进出的道路变为凭票进入的景区，这与人类学家三浦惠子论述的柬埔寨吴哥窟的“遗产的公园化”[4]非常类似。以新街镇为核心的这一带梯田，现在的新身份是“世界文化遗产”。

 

　　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范围主要是哀牢山中段东北坡，遗产区与缓冲区共461.04平方公里。核心区就是元阳县的坝达、多依树、老虎嘴集中连片梯田区域，也即景区范围。多依树、坝达、老虎嘴、箐口四个梯田片区也成为“四大景点”。景区环线道路将四大小景点、民俗村等全部串联起来，沿途设有统一的路牌，大小景点设有统一的介绍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