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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为顾颉刚编纂的《妙峰山》，尤其是他本人的长文《妙峰山的香会》，妙峰山在学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近百年来，对妙峰山的关注、记述、阐释也成为学界持之以恒的事情。研究著述，即使不能说汗牛充栋，也蔚为大观。
虽然在1925年顾颉刚等人调查之前，已经有金勋的《妙峰山志》等不露声色的记述，但顾颉刚一行的考察、书写使妙峰山成为智识界的一个话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引起受五四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思考。在顾颉刚调查、书写妙峰山的20世纪20年代，其基本语境是与启蒙、图强相伴相生的反迷信语境。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考察团队，顾颉刚一行五人亲临妙峰山庙会现场，试图发现这一“迷信”事象背后的正向价值。这也就是在抄录了百余张“会报子”后，顾颉刚总结出的也被后人反复征引的观点：从妙峰山的香会可以看出国家的雏形来，即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与风范。
因为顾颉刚本人在学术界的身份地位和他因拓荒而有的垂范性，与之同时代的其他人关于妙峰山的写作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当中包括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魏建功等人于1929年再次有序地对妙峰山的调查和书写。前者的翔实让顾颉刚“汗颜”。在力促其出版而写的“序”中，顾颉刚由衷地赞许道：“把我们出版的《妙峰山》和它一比，显见得我们的质料太单薄了。我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我又欣喜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注意民众信仰问题的学者！”然而，《妙峰山琐记》始终笼罩在顾颉刚于1925年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和随后结集出版的《妙峰山》一书的阴影之下，少有人查阅参考。魏建功等人1929年对妙峰山的调查和书写是在顾颉刚直接呼召、号令下展开的。客观而言，魏建功等人的调查书写将顾颉刚一行于四年前的调查推进了一大步。遗憾的是，这些调查成果仅仅是作为《民俗》第69—70期合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1929年）的形式刊行的，并未以专书的形式出版，流传范围同样相当有限。
整体而言，在反迷信的大语境中，有开创之功的顾颉刚等老一辈学者因惊叹民众的执着，直面事实，展开了对妙峰山尽可能全面而翔实的记录，力图将生活本相说清楚，少有固守象牙塔而强调理论的“知识的生产”以及理论的借用、套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隔七十余年之后，在20世纪晚期，当中国学界再次将目光投向妙峰山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说清楚事象，而是要进行学术建构。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吴效群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语境中，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审视、细读妙峰山。其专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是继顾颉刚编著的《妙峰山》之后，又一本关于妙峰山研究征引度颇高的著作。借助他捕捉到的历时性经验事实的建构，吴效群所描画、阐释的妙峰山是民间社会有意营造的“紫禁城”亦自成一家之言。
与八九十年前的情况雷同，或者是因为出版传播的关系，近十多年来关于妙峰山研究的本土新著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02年，王晓莉的博士学位论文《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香客村落活动研究———以北京地区与涧沟村的香客活动为例》，就尝试在村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观照、审视妙峰山与“老娘娘”（碧霞元君）。稍晚，在孙庆忠的指导下，中国农业大学的数届本科生、研究生不遗余力，前赴后继地对妙峰山进行了持续十年的调查，先后结集出版了《妙峰山：民间文化的记忆与传承》（2011）、《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2011）、《妙峰山：香会志与人生史》（2013）。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语境中，这些大多数来自外省的青年后学观察、叙写着自己眼中的妙峰山、香会与信众的生命史。
作为学术界关注的常青藤，美国学者韩书瑞、日本学者樱井龙彦、法国学者范华（PatriceFava）等，都对妙峰山基于自己的学科立场、兴致和视野展开过研究、记述。此外，作为被他者研究的妙峰山庙会的实践者、传承者，如今已经在妙峰山金顶被勒石立碑称颂的“香会泰斗”隋少甫（1920—2005），其本人在生前也曾出版了《京都香会话春秋》等专书。
面对前述这些丰碑，后学再要去写妙峰山显然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在一个“老娘娘”不再是唯一，谍影重重、云山雾绕又弘扬、凸显个体能力与舒适的原子化时代，没有质疑和冒险的精神，没有人见人爱的交际能力，没有脚踏实地的望、闻、问、行，没有凝神静气的沉思和学术敏感，要坚持下去并写出一座“新”与“真”的妙峰山是困难重重，可望而不可即。显然，张青仁的专著《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不但大胆，还可以说是胆大妄为。因为它首先质疑的就是以顾颉刚和吴效群为标杆的研究。那么，该书批评的底气和基点究竟在哪里？是否成立？能否推进妙峰山和北京香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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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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