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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及数字化信息处理为从事学术活动另辟蹊径，受益者众多。笔者近年来探讨土著问题，时常检索“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今又重操旧业，特以较为熟悉的一些学人为例，针对词语“土著”与“原住民”混用现象，略谈几句。
“40后”和“50后”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各学科的骨干力量，人类学、民族学界学者群亦然。他们与时俱进而“尝鲜”，借得“原住民”一词行文。据检索及不完全统计，1946年至1958年之间出生，亦即“文革”期间及随后(截至1980年)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且近期仍活跃于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中国学者当中，以年龄为序(可能不完全准确)，有庄孔韶、王庆仁、翁乃群、胡鸿保、杨圣敏、陈衍德、刘援朝、黄行、郝时远、周庆生、姜德顺、庄国土、李明欢、廖小健、朱伦、王希恩、靳薇、潘蛟、李红杰、张海洋、何星亮、彭兆荣、纳日碧力戈、王建民、周星、周大鸣、郑信哲这27人，他们曾经在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中使用过“原住民”一词，但也使用“土著”一词(仅1人除外)。而有相当多同时代之同类学者，例如马戎、刘世哲、蔡华、胡岩、赵明鸣、邸永君、邓浩等，在其论著中仅使用“土著”而不曾用过“原住民”一词。
使用“原住民”一词的这27位学者当中，使用频次多少不一，最少者用过一篇次，多者十余篇次，最多者约达40篇次，各位学者所用合计184篇次。其中，相当多篇次之内容涉及台湾少数民族即所谓“原住民”之问题，但也有一些属于用“原住民”指称台湾之外的土著问题而混用。在出现“原住民”一词的这184篇文章中，97%以上都是发表于1993至2013年之间，仅有4篇文章为上世纪80年代发表。这4篇文章中，3篇为标明原作者、译自日语或英语之译文，即《南洋资料译丛》1985年第3期所载《东南亚华人经济活动评介》、《民族译丛》1988年第6期所载《加拿大的联邦制和多元文化主义》(陶山宣明著、郑信哲译)和《民族译丛》1989年第5期所载《文化进化论》(黑田信一郎著、李红杰译);另一篇更早一些，即《民族译丛》1982年第6期所载靳薇的《日本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日本民族学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但该文内容为介绍日本民族学界，应当也是一篇译文。
“土著”是一个中国本土词语，至少已使用了两千年以上，其现代语义则与国际土著问题相关。上世纪70年代，国际土著民运动兴起，并于同期引起联合国关注土著问题，“土著”一词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中一直使用，延续至今。其所指涉对象包括全球七八十个国家的3亿多土著民及相关问题，仅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联合国涉及台湾这方面问题时使用“原住民”而略微例外。然而，据可靠资料，“原住民”是来源于日语的词。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该词的汉文原样才进入台湾的汉语词汇中，但直到1984年才开始有人主张以“原住民”取代“高山族”、“山胞”及当地的“少数民族”，同年才出现第一个以“原住民”冠名的组织。“原住民”一词早先罕见于中国大陆的书刊和各种传媒，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海两岸人员及各方面交流日益频繁，才渐渐多见于台海西岸，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广泛蔓延而形成与“土著”杂用以至混淆视听之势。
若中国固有词语“土著”不足以表示该词语所指对象，那么，如同近代借用日语汉字词语，例如“干部”、“经济”等等一般，直接舶来“原住民”，本无可非议，但事实绝非如此。所以，学术界以至各种传媒应慎重对待上述混用现象。在尊重台湾同胞、秉持“名从主人”原则的前提下，当论及近30年来的台湾民族问题时，的确应当采用“原住民”一词；凡此之外，则宜于坚守“中国本位”以及与“国际接轨”，使用“土著”、“土著民”、“土著民族”等类词语述说相关事情。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3-05-24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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