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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东瀛，带着一个疑问，就是“戏曲”一词的来源。
我不是要做这个词的训诂考证，只是想知道，这个被人们用来称呼中国特有的戏剧的术语，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又是哪些人先开始用，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今天我们所知的意义？
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今天我们习称的“戏曲”，并不见于古籍——当然我这话有个语病，20多年前，江苏省昆剧团的胡忌老先生在《四库全书》所收宋末南丰人刘埙的《水云村诗稿》里，意外地发现有“永嘉戏曲出，南丰泼少年化之”一段文字，高兴地给浙江艺术研究所的知交洛地先生写信，洛先生随即将原信在他主编的内刊《艺术研究》上公开发表，并且在他的著述里，不止一次地重复说明这是胡忌先生的重大发现——在这之前，还没有戏曲研究专家有这样的发现。既然宋人的《水云村诗稿》里有“戏曲”一词，算是找到了这个术语最早的出处，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刘埙在这里虽然用了“戏曲”这个词，但是当时的其他文献看不到类似的称呼，而且也没有找到他多次用这词的记录。既然如此，要把这看成“戏曲”作为通用术语的起源，仍嫌不足，更何况后来称“戏曲”者，从未有人提到过个源头。从学术的角度看，所谓“源”，要有“流”为依据，没有流或看不到流，“源”的确认，就无从谈起。
以“戏”和“曲”连称，用之以命名中国特有的戏剧，一般认为始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以前的中国学者把戏剧看成是“小道”，偶有研究，也多从音律和文章入手，“戏”虽然是小道，“乐”和“文”却从来都是大事；“戏”中既有“乐”又有“文”，就可以当成“乐”和“文”研究。因此明以来，各种《曲律》繁多，成为戏剧研究著作的主体；文章之学，声韵和用语得失优劣，同样可以成为文人关注的对象。而戏剧被当成“戏”，重视其中表演的和戏剧性的因素，要迟至清代，李渔《闲情偶记》讨论表演以及演员的养成，李调元《剧话》和焦循《剧说》从戏剧方面评价历代名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至于王国维，他是从事近代形态的戏剧研究的第一人。中国传统戏剧得以成功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是由于他对戏曲的规范与系统的学术研究，因此在学术史上，他的功绩自是无可比拟。
《宋元戏曲考》于1913年成书，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王国维研究中国戏剧并以“戏曲”命名，大抵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早期出版过不少以“戏曲”为内容的集子，直到现在仍有新出。但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日本书籍所用的“戏曲”这一名称同于我们今天普通使用的“戏曲”，因为在日本的书籍里，不仅有《明治时代戏曲集》之类完全是日本戏剧的集子，还有《意独戏曲集》和《莎士比亚戏曲集》、《易卜生戏曲集》等等，细细分辨，100多年来，从日本大量出版的书名含“戏曲”二字的书籍内容看，假如我们把这“戏曲”二字换成“剧本”，基本上不会有问题。我看到的最早在书名上标出“戏曲”的是1890年出版的《戏曲丛书》，收有近松门左卫门等名家的剧本，应该还有更早的；1988年日本的调布市举办了武者实笃小路的戏剧活动的展览，名称就叫“戏曲与演剧”，更可佐证他们常用的“戏曲”一词与中文“剧本”一词的对应关系。
那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可不可以直接看成是“宋元剧本考”？王国维既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他当然不仅仅是在讲剧本。但如果看书里的内容，他开宗明义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如此看来，他把他所写的“戏曲”当成“文学”看，并不奇怪；而且他的兴趣也基本在于文学，在这一点上，他和他那些只以文学为重而轻视演出的前辈，并没有根本差异。王国维是把“戏曲”读成“剧本”的，是从文学的角度看中国戏剧的。好友黄仕忠先生在文章里曾经提及，1920年代，日本青年青木正儿想研究中国的明清戏剧，专程来中国，在北平拜访王国维，王国维听说他要研究的是明清戏剧，不以为然地说，“元曲是活文学，明清戏曲是死文学”，这是他使用“戏曲”一词的立场的另一佐证。这样的用法，与日本学者用“戏曲”一词的内涵，基本一致。及至《剧学月刊》发表署名书评，批评青木正儿新著的郑震编译本《中国近代戏曲史》，指其混淆了“戏曲”与“戏剧”的概念，认为“戏曲史并不是戏剧史，戏曲史是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史却是以舞台为中心的”，也可说明当时学者们在“戏曲”一词的用法上，实承袭自日本。
王国维是因受日本学者影响而使用“戏曲”以称中国特有之戏剧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今人常用的“戏曲”一词，就源于日本。王氏著书已经是民国，但早在清末，就有“戏曲改良”之呼吁，改良论者们用“戏曲”的称谓并不见有任何特殊的用意，只不过与日本人的用法，显然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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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 2011年01月31日 16:5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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