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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教”指儒道释。陈寅恪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实际上，三教由论争走向融合，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体系和崇拜系列；但也有例外。比如关羽一身而系三教之崇，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事例。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副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在形成对于关羽“全民崇拜”过程中，佛、道、儒三家都先后参与其事，终于使关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神祗之一，而且对於凝聚近代中国民族精神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便是对此问题分析的提要。
一、佛教与关羽崇拜
有关唐前关羽崇拜的起源部分，笔者曾撰一文①，略述关羽崇拜不过是陈隋至唐之际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小小插曲， 当时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但是造成的原因却颇零散复杂。要言之为：
关羽死地当阳本有楚地巫风淫祠的民俗，南北朝时期巴人又是迁徙至此。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唐·范摅《云溪友议》）的说法，而“解使鬼法”、“役使鬼物”（参《三国志·张鲁传》及《宋书·二凶传》载严道育事）正是巴人信奉之天师道的拿手本领，两者结合，奠定了早期的民俗信仰基础。
隋唐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门派创立者天台四祖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和禅宗北派六祖神秀，藉民俗信仰在当阳玉泉山开寺说法，作为佛学本土化的一个证明。
“关羽显圣”的说法最早或出于陈、隋年间一个与佛教传布有关的传说。现知最早的记载为中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董怔《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
陈光大中，智（左上山下豆右页）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左上小中臼下小右虎）。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
按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则是这一教派的实际开创者。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它是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其融合儒、道思想观念，亦时势之所必然也。这说明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
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而传。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祀敬关羽，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引禅宗《传灯录》亦载此事，惟文字稍繁，类同俗讲）
神秀就是那位在禅宗公案中因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丢了五祖衣钵传承的人。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仪凤中始隶玉泉，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担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将老矣。’”据陈垣《释氏疑年录》， 则神秀往当阳在武则天仪凤年间 （676—679年），当时主持玉泉寺的僧人宏景时为有势之僧，而且又是当地人，这也许是神秀在当阳不得不另立山头，还不能开罪天台宗，反须附骥攀鸿的原因。神秀主“渐悟”，和天台宗的戒律没有矛盾，关羽“具言前事”为何，这里没有说明，或许就是已从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受五戒事，则神秀之说似依附于天台之说而来，如其不然，关羽忽然应命为伽蓝，倒像是从他那里得到“顿悟”了。
神秀的传人普寂又恰好是关羽的老乡，“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事，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神秀卒）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三国志演义》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后又在王泉山结茅，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关羽的“普静”，我颇疑心就是这位曾住玉泉而又声势赫赫之“普寂”的一音之转。普寂有著于当世之名“法山净”（据朝鲜金九经校敦煌唐写本）。将“普寂”与“法山净”截头加尾，另为之名，亦是小说家惯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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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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