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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文献大国，“文献”一词在先秦时期有典籍与贤才两种含义，我们可稍作引申说文献的本义包含文字记述与人的口头讲述，这是一个人与文结合的生动词汇。先秦之后，文献专指文字记述。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文献厄难，文献毁损严重，但历代传世的文献仍构成中国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内容。民俗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库中虽然比例不大，但它以色彩斑斓、内涵丰富，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自古是礼俗社会，礼俗教化是执政者为政之大要。要教化百姓、整合社会，就必须熟悉地方民俗。因此，自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人就有了“观风问俗”的传统。《诗经·国风》是最早韵文体的民俗文献，如朱熹所说是“民俗歌谣之诗也”。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讨论风俗意蕴的著作，是古代风俗理论文献。应劭在序言中明确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出于政教的目的，对民俗进行记录与讨论，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民俗文献的著述传统。
当然中国民俗文献丰富的原因，并不仅于此，中国文人士大夫还有浓厚的乡土情感与故地情怀，他们往往在时空变易之后，对逝去的民俗风土怀有依恋的情结，非笔之以书，不能释怀，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风土记》（晋周处著）、《荆楚岁时记》（南朝宗懔著）、《东京梦华录》（南宋孟元老著）这样的著名民俗文献。此外，文人博物好奇的传统，也是促成以记述殊方异域民俗为主旨的民俗文献形成的内在动力之一。在以上诸种原因的凑合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俗文献构成了中国文献系统的有机成分。
虽然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中，它不能被凸现，但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民俗文献是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与利用的有效切入点，也是历史文献为今天生活服务的有效途径。我们在清理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如果利用了民俗文献，我们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历史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对我们前人走过的道路有更感性的认识；同时我们今天处在接续与复兴传统的历史阶段，要妥当地重建地方文化传统，民俗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文化记忆的文本，它能够发挥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重任。
华北民俗文献是指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区留存的民俗文献，对这一地区民俗文献的整理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华北地区位于北纬32°—42°之间，东经110°----120°。处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秦岭淮河以北，东濒黄、渤二海。从气候上看，华北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从生计方式看，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错杂的交界地带。在这样的自然风土条件下，华北地区居民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民俗性格，如秦汉文献中常谓：中山地广，民俗狷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等。当然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俗性格逐渐脱离原生状态而发生变化，地方民俗生活也会多样化，不过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在人们的谋生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华北区域民俗的总体特征依然明显异于其他地区。
华北地区在自金元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有800余年的历史，华北地区成为传统社会后期的首善之区。正因为华北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又是首都所在的地区，本区的民俗文化虽然以北方汉民族为主体，但它糅合了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与风习，同时也吸纳了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各地的民俗，形成了华北特有的民俗形态。华北区下可细分为京津、河北、山西与内蒙古三个民俗文化亚区。
自古以来，京津地区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城市生活丰富。在长期的帝都文化的影响下，京津地区的民俗文化深受宫廷文化、官府文化及城市商业文化的影响，重视社交与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节庆庙会民俗、交易娱乐民俗等。从民俗内涵看，京津属于都市民俗区，京津地区的民俗传统在城市生活中特色鲜明。京津地区同样是文化人积聚之区，著述高手云集，记录、辑录京津地区民俗事象者代不乏人，因此京津地区的民俗文献丰富。
河北地区临近京津，都市民俗对河北民俗是会有辐射影响作用的，当然，河北民俗也通过人口流动影响京津地区。河北地区因为有京津的分隔，南北民俗也显现出地方差异，南部临近河南、山东，农业生产为主业，人口固定，民俗古朴传统，重视家族与传统礼仪。北部临近游牧地区，由农牧生计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它与纯粹汉族农业区相比，在民俗形态上会有一定的差异。
山西是上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农业、商业发达，山西内部又分晋北、晋中、晋南三个部分，晋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多沟深，农业为主业，由于临近内蒙古，口内外人员物货联系密切，民俗亦随之发生某些变化。晋北的社火与赛戏繁复盛大，引人瞩目。晋中为山西心腹之地，这里土地平旷，物产丰饶，明清以来闻名于世的山西商人就主要集中在本区的祁县、太谷、平遥等地。晋中大院、古城与名山名祠众多，人文底蕴深厚。晋中民俗文化丰富，仅就岁时节日来说，就有“四大节，八小节，二十四个毛毛节”之说。如此密集的节日，说明当地人有过节的财力、心情与社会需要。晋南与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接壤，是黄河中游的富庶地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号称尧舜故地，耳目所及，足迹所处，民俗风物、故事传说在在皆是。晋南民风古朴，圣王、贤人、英雄崇拜突出，民俗信仰与民俗艺术发达，庙会社火、锣鼓表演，炫人耳目。晋南至今仍保存着浓郁的民俗文化传统。明清时期这里还是华北移民重要集散地，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在北中国广为流传。
内蒙古是华北以蒙古族为民族主体的地区，游牧民俗是本区的特色。内蒙古民俗文化区又可分东蒙民俗文化区与西蒙民俗文化区，东蒙地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较大，西蒙是传统的游牧地区。如果要更具体地看到不同区域民俗特性地话，还可细分为：巴尔虎、布里雅特民俗文化区，科尔沁民俗文化区、锡林格勒、察哈尔民俗文化区，乌拉特民俗文化区，阿拉善民俗文化区，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区等。每一民俗文化区，因为其历史部落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在民俗生活上显现出不同的风貌。
作为记录华北地区民俗的民俗文献，从其写作内容与形式看，主要有如下三类：庙会文献、岁时文献、地方风土文献等。
首先看庙会民俗文献。华北城乡庙会组织发达，庙会民俗活动丰富，著名庙会众多。特别是京津两地的城市庙会，引人瞩目。北京著名庙会有厂甸庙会、东岳庙会、白云观庙会、隆福寺庙会、妙峰山庙会等，天津有天后宫庙会等。这些著名庙会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民俗文献。比如厂甸庙会在北京琉璃厂，这里是旧时北京春节期间的著名玩耍地，对于厂甸庙会很早就有学者关注，如当时北京高师教育研究者王卓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作了《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1922年），邵飘萍在序文中说：“王君实开以科学的方法而研究现实社会之先河也。”东岳信仰自宋代以来遍布全国，元代以后，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有领袖全国的皇帝及其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宗教权力集中的地区，北京东岳庙为全国等级最高东岳庙，除了泰山之外，北京东岳庙最有影响，每年的东岳庙会同样声势显赫。我们从元明清的碑刻文献中可得到清楚说明，现代学人郭立诚还著有专门的调查著作《北平东岳庙调查》。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西的妙峰山香火兴盛，妙峰山庙会组织有数百之多，记述妙峰山庙会的民俗文献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金勋的《妙峰山志》，顾颉刚的《妙峰山》，这三本书都围绕着妙峰山香会展开，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写作中各有特点。满族人奉宽在晚清与民国初年，连续三十年上妙峰山进香，对妙峰山的地理、古迹、风俗、道路、庙宇，特别是香会，用心体察，并笔之于书，写成《妙峰山琐记》。因为他熟悉文献故实加上沿途眼目所及，记述翔实、真切、自然。如说到万寿善缘缝绽会茶棚，“乃京师靴鞋行公立。香客鞋绽，代为缝缀，并施粥茶；始于康熙十二年，实善会中最久者。每岁二月，各处帖报启知，戒备亦早于他会。”（《妙峰山琐记》）顾颉刚发现此书后，主动将其纳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刊刻出版。金勋的《妙峰山志》是一部未及刊行的关于妙峰山的香会的专志，当年如果顾先生能发现这一手稿，依照他的爱好，肯定也会纳入民俗学丛书的。金勋对妙峰山香会组织历史、组织构成与人员角色分工，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对香会的社会功绩有相当高的评价。金勋在本稿本的“序”中说：“北京盛衰以妙峰山香火为转移，香火盛，则国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矣。该山能远收各省香火，化上中下人民为一家，无等级可分，进香人各各客气，众口充满虔诚，与代福还家。同饮吃一锅之粥茶，同食天津馒首，同谒碧霞元君，同睡圣母之山，同看文武各会，人人欢喜快乐，同得祀山之福，千里而来欢聚一山，成为一心一意，另见一种新国民运动气象。”1925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一行对妙峰山进行了第一次有意识的学术调查，亲自考察了香会活动，抄录了不少碑刻会启。顾颉刚撰写了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妙峰山香会”一文，调查与考证成果汇聚在《妙峰山》一书中，该书亦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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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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