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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
杨成志（1902—1991），字有竟，广东海丰人，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作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他在田野调查、西南民族研究和民俗学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对民族博物馆的实践和建设也有独特的见解和积极的贡献。
从史学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1925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杨成志，在学校聆听了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的演讲《青年当立大志》。在那次演讲中，孙中山的一句“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成为他一生立志修身的标准。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天演论》、《民种学》、《群学肄言》等一系列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译著问世，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入中国。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当时，许多心系国家存亡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民族学、人类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的实践和探讨，深深吸引着年轻而富有理想的杨成志。
1927年，杨成志从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教。1927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筹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杨成志因译述《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一文，得到顾颉刚赞赏并被聘为事务员。在此期间，杨成志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走上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
1927年，苏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被聘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杨成志与他共事并兼任其助手。史禄国是较早对文明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人类学家杜正胜认为，其“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 。史禄国对总体性和跨学科性的注重以及在田野调查中搜集材料的研究方法对杨成志影响深远，甚至使其形成了一种科学而实用的调查范式，这从杨成志后来在云南、粤北进行的民族调查以及所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
20世纪早期，鸟居龙藏、葛学溥、葛维汉等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促使中国学者开始转变书斋治学传统，走向田野求知。无论是建设新学科、新学问的工作职责还是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都迫使杨成志在这个领域奋起直追。他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
1928年7月，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史禄国夫妇，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云南进行民族调查。在昆明的时候，他们购买了一些书籍，测量了学生、士兵和犯人的体格。后来容肇祖因事先回广州，史禄国夫妇因土匪劫掠及民族陋俗传闻放弃调查计划，杨成志只能独往进行调查。他说：“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牠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此次调查历经艰难险阻，耗时一年零八个月，杨成志搜集了一批民俗用品，记录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拍摄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照片，并在后来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也许，正因此次民族调查，杨成志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此次调查与1929年林惠祥在台湾进行的调查，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调查一起，成为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例。正是有了杨成志、林惠祥、凌纯声等这样一批学界先驱，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才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初创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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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9日第28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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