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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武]视觉文本与史诗口头文本的互文性
——以彝族毕颇身体装饰及祖师坛神像为中心
  作者:李世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11-03 | 点击数:4337
 

  史诗演述了法冠、法衣、法器起源的历史。在以史诗为口传历史文本的罗罗颇社会中,万物皆有来历。追本溯源,对历史创造、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世代相传,是史诗演述传统形成的内在动因。图像中普安、赵安及装扮,在史诗中留下了语言的证据;而图像本身,又以视觉形式,对史诗所唱的内容,加以验证。当然,这种验证并非是一一对应、绝无遗漏的。例如,赵安使用的羊皮鼓和师刀,在史诗中就未曾涉及。此种形态的出现,一方面可能由于史诗歌手在演述过程中对古老演述传统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和简省;另一方面,作为史诗演述传统的补充,散体神话的讲述传统起到了填补信息空白的作用。再或者,在作为口头文本的史诗传统形成之后,五福冠才逐渐形成。因而除毕颇祖师像之外,史诗口头文本中没有涉及其余四位神灵的历史叙事,而是将四位作为史诗之《请神经》中必请的神灵。神像与诗行中的神名形成互文关系。历史叙事的缺失,自有其原由。罗罗颇早期的高阶祭司,并无使用五福冠的传统,只有鹰爪、毡帽和披毡。(图5)大姚县的彝族毕颇的服饰,由七位妇女的头发杂以羊毛织成,法帽上坠着的鹰爪,并无五福冠。五福冠中的杨四将军,起源于河神杨四将军,属于外来神灵;太上老君、火龙太子是道教的神仙,是在道教对罗罗颇宗教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传入的;双刀天子则由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演化而来,属于中国民间神。黄巢被毕颇奉为护法神,应和清代罗罗颇反抗清廷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传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异的过程。

图5 彝族高阶祭司法服,藏于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吴俊逸摄,2017年

结语

  彝族支系罗罗颇史诗歌手毕颇的身体装饰及祖师坛神像,是一种在仪式实践过程中作为视觉符号呈现的文本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毕颇举行祭仪,演述史诗,必以系列视觉符号作为身体装饰。歌手的身体装饰和身体本身不再是主体与附庸的关系,而是世俗身体向神圣身体,日常身体向仪式身体转换、提升、强化的关系。毕颇的身体装饰及祖师坛神像,与史诗口头文本之间,存在结构化的互文性关联。“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实际上,不仅仅是图像,包括图像在内的整个物质文化,都应当成为与书面文本、口头文本并重的历史证据。史前考古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在探索。彝族史诗歌手毕颇的身体装饰及祖师坛神像与史诗文本《教路·分家》间的互文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无文字社会中历史记忆模式的活形态案例。

  在神话学研究领域,有学者按照言说、表演、观看、书写的认知方式,相应地划分出神话的四种存在样态:口传神话、仪式神话、图像神话和文本神话。从本文论述的个案来看,所谓图像神话必须在语境上加以严格地限定。对于局内人,例如本文中谙熟罗罗颇史诗传统的歌手及受众而言,包括图像和法器在内的物质文化,是作为可索引史诗诗行的象征符号而存在的,见物即知诗;在一次又一次的史诗演述仪式———丧葬仪式中,在史诗演述与接受的互动模式中,作为物质文化的语义性知识体系———相关史诗诗行已经以隐含文本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大脑中。同时,无论是作为散体讲述的史诗知识,还是在仪式中演述的史诗知识,都能与物质文化实现互证、提升和强化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整个史诗传统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记忆力。物质文化与口头史诗不是分道扬镳,而是结构化地联袂出演,是整个史诗传统的有机部件。然而,对于不熟悉史诗传统的局外人而言,如对初入史诗语境的研究者而言,史诗传统中的物质文化就是需要破译的密码。当口头文本衰落乃至消失之后,物质文化成为几乎无法准确破译的对象。所以说,史诗演述传统中的物质文化,对口头文本具有极强的依赖性。物质文化可以从视觉层面作为史诗传统的视觉符号表征,却很难独立于口头文本,成为某种史诗的存在形态。图像神话议题的语境关联亦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与神话传统相关的图像表述为神话图像,却不宜不计语境地将图像神话作为神话的存在样态来研究。同理,史诗图像是成立的,图像史诗则未必成立。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史诗演述传统中的物质文化,作为历史的物证,强化了历史知识的可信度和神圣性,为史诗在社区中作为神圣而真实的历史提供了保障;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由物质文化独立实现的,而是在与口头史诗文本的互文关系中得以完成。在文化整体观中研究彝族史诗《教路·分家》的演述传统,在具体的仪式场域中研究这部传统,我们将发现罗罗颇社区是在丧葬仪式的操演中完成对历史记忆的演述的。在丧葬仪式中,物质文化作为神圣的象征符号,协同口头史诗文本,综合了视觉维度、听觉维度和语义维度,创造出多感官参与的演述场域,强烈地刺激着歌手与受众,使史诗演述成为一种综合了视觉符号、器乐、诗歌为一体的表演行为。史诗演述传统的多重感官指涉,决定了史诗研究的跨学科属性。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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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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