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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否采用多媒体互动手段把讲故事环节纳入博物馆展厅？能否让不同观众听到别人不同的回忆与讲述？能否为观众的讲述、回忆和评论提供多媒体交流的平台？多媒体的数字化博物馆在展示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使博物馆成为多声部回忆和多元记忆的时空连接点，让观众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这些做法在奥地利等德语国家的民俗博物馆中已经有所尝试。*韩国民俗村也以活态博物馆的形式促进观众的互动和参与体验(参见图1)。2017年10月6日，在德国慕尼黑的现代绘画陈列馆召开的一个博物馆主题会议，议题就是“数字空间中的博物馆：机遇与挑战”(Museen im digitalen Raum.Chancen und Herausforderungen)。这次会议表明，社会的数字化转变也引起了博物馆观众的角色转变以及对博物馆与观众互动的不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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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观众在韩国民俗村的县衙前体验传统的刑具，拍摄于2012年12月8日
4.能否让不同观众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记忆和认同感？博物馆能否有助于普通观众个人参与自己的历史书写并且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5.是否尊重普通观众的人权和文化权利？能否让他们形成个人的独立判断？如何增强活态非遗的能见度(visibility)？比如，利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和3D建模等技术手段，增强观众对环境的感知性以及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性和自主性。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对话过程恰恰是新媒体的基石。*例如，清华大学研究生娜文为民俗博物馆设计的以达斡尔族纸偶哈尼卡实物空间模型为基础的互动故事体验和衍生品开发系统，就为观众在模型展台上的互动操作提供了主题故事的互动演绎契机。*国内也已经有人尝试在民俗博物馆展示设计中“导入叙事的理念，将展示空间转化为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叙事’过程。将各个民俗文化的知识点纳入时间的流程中，以时间为主线贯穿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按照民俗文化事件产生、发展到结束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组成完整的叙事过程。民俗博物馆展示设计采用顺叙的故事脉络和叙事结构，通过具有因果联系的情节将民俗故事联系起来，故事的表述脉络清晰、自然贯通。顺叙的叙事方式符合观众的认知习惯，使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获取连续的叙事线索，感受传统民俗产生、流传的历史背景”*。民俗博物馆的目标在于让普通观众不仅成为旁观者，而且成为参与者，也就是成为博物馆意义诠释与价值生产的主体，“下一步的趋势是建立个性化的‘人人’数字民俗博物馆，即参与数字民俗博物馆的创建、管理和发展的主体将由政府转移至草根大众，信息传播的方式将发生新的变化，由民俗博物馆和民众之间的双向传播转变为民众之间的多项传播，将会有更多的民俗文化展品通过‘人人’民俗博物馆聚合到网络中，未来呈现给民众的将是一道‘满汉全席’式的数字民俗博物馆”。*
6.能否给普通观众带来独特的、前所未有的陌生化体验？能否有助于在他们之间形成新型的民主化社会关系？
如果说公共民俗学工作需要民俗学者脚踏实地、头顶云端*，那么，民俗博物馆的实践同样需要民俗学者以心中的道德律为头顶的星空和实践法则，并把它贯彻到脚踏实地的日常实践中去。民俗博物馆的这种实践可以成为而且应该成为实践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实践民俗学恰恰不是要匍匐在现实的脚下，而是要用自由意志引导并改变现实，开辟并创造崭新的现实”*，因此，“民俗学不是没有人文关怀的客观知识学，而是通过对民俗和生活世界的理解最终推动民众(包括学者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实践科学。实际上，民俗学在许多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实践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学者对民和民俗理解得越好，就越有助于推动民俗生活的正当化和由民转变为公民或自由人的社会进程”*。奥地利民俗学者赫尔穆特·保罗·菲尔豪尔在30年前的《家乡博物馆——历史的废物间?》(Heimatmuseen-Rumpelkammern der Geschichte?)一文中说得好：我们现在需要真正民主化的博物馆，让民众在其中也能找到他们的历史认同，让他们能够为现在和将来的文化遗产做出衡量并达至成年。*可喜的是，国外民俗学者已经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比如，“在德国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的兴起时期，博物馆被视为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馆馆长通常也同时担任大学教授。博物馆是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博物馆的藏品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向学术圈子以外的普通受众介绍展品，既非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力所长，也非他们的兴趣所在。……[但是，]在向公众开放和与公众交流方面，德国博物馆在最近的十几年内有重大的改变。面向普通受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组织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已经被列入大型的、公立博物馆的常规活动日程当中。”*更重要的是，民俗博物馆的日常实践可以实施那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活动，正如卡舒巴在柏林的相关社区为居民参与城市事务的协商与管理提供平台所实践的那样。*因此，“在运用我们的田野工作训练将传统的传承人与物件关联起来，在找寻新的方式将博物馆的新技术用来让传承人的声音被听到这两方面，民俗学者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民俗学者能够并且确实在创建更为‘在文化上民主的’博物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田野工作、馆藏发展、展品和教育推广方案都与社区共同决定”。*如果说民俗学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史书写”*，那么，民俗博物馆恰恰应该成为这种书写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尽可能地容纳许多不同的声音，而且有责任为这种多样性提供共同的基础，其展示的方式所激励的不仅是观众的观看，而且是他们的参与。这也就意味着从为了观众记忆转向由观众来记忆，从为了观众讲述转向由观众自己来讲述。*按有些学者的分类，“民俗展示无论对于成年/童年-自我类型，还是祖先-自我类型的参观者来说，实际上是看到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旅程(或他们祖先的生活)，在公共的集体历史叙事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遗产允许私人自我成为公共叙述——取代独自翻看个人影集的形式，使参观者得以把这些记录下的瞬间当成史诗般的叙述和戏剧化的情景而得到公开认可和展示。对于其他类型的参观者而言，则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勾起我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怀念，在刹那间成为自己生活的观众’。于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通过展示被重新塑造为奇幻而特别的。”*实践民俗学期望建设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其中不仅有人与物的单向“对话”，更有人与人通过物的双向对话，这才是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的在于为普通观众自己的不同叙事、讲述和记忆提供平等表达与公开展示的平台，让不同于正统和官方的叙事形式与记忆方式能够获得公共表达的机会，由此使普通观众相互进行审美启蒙，共同培养公民习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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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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