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妈祖信仰的“由闽入琉”、“由民到官”
妈祖信仰以福建莆田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及国家辐射，影响所及先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再传入朝鲜、琉球、日本、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中琉“海丝之路”的文化背景下，妈祖信仰经历了“由闽入琉”、“由民到官”的过程。
明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此后闽人三十六姓后裔累世居于久米村，久米村逐渐成为琉球汉人的聚居地，亦称“唐荣”、“唐营”。琉球天妃信仰最初应当是随着“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传播而来，上天妃宫便建于久米村中。日本的天妃信仰应该也是经由琉球传入的，“14世纪末至17世纪前叶，妈祖信仰在冲绳、鹿儿岛、长崎等九州各地传播开来。到了日本元禄年间(1688年-1704年)，妈祖信仰更向茨城县、宫城县、青森县等东日本的太平洋沿岸逐渐扩散。”。清代中期琉球的天妃信仰及相应的庙宇建设达到鼎盛，据周煌《琉球国志略》记载，至其奉使琉球之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琉球已经有三座天妃宫，分别在那霸、久米村和姑米山：
一在那霸天使馆东，曰下天妃宫……一在久米村，曰上天妃宫。《夏录》云：“嘉靖中，册使郭汝霖所建。”……一在姑米山，系新建。兹役触礁，神灯示见；且姑米为全琉门户，封、贡海道往来标准。臣煌谨同臣魁公启国王代建新宫，崇报灵迹。
琉球最早的天妃宫是尚巴志王三年(1424)在那霸所建的“下天妃宫”，位于接待册封使的“天使馆”东侧；“上天妃宫”建于久米村，为郭汝霖于嘉靖四十年所建。另有一座姑米山天妃宫正是此次周煌与全魁出使琉球时所新建。三座天妃宫中的两座都是由册封使亲自督建，足见妈祖信仰在宗藩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妈祖由福建地方神祇，或者说是闽文化圈的代表性神祇，以莆田为中心扩展到全国沿海地区乃至周边国家，并由民间小神上升为宗藩交流中的“钦定”神祇，为“海丝之路”保驾护航，同时还经历了“由民到官”的过程。据程顺则《天妃灵应纪略》记载，林氏女(后人多附会其名“林默”)于雍熙四年飞升后，“常衣朱衣，飞翻海上。里人祠之。”明确表明妈祖信仰的起源于莆田地方。而妈祖信仰“由民到官”的转折点是在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给事中路允廸使高丽，中流震风大作，七舟皆溺，独路给事所乘，神降于樯，安流以济，使还奏闻，上赐顺济’庙号。”路允迪出使高丽途中遇妈祖显圣，促成其第一次官方诰封。此后妈祖信仰日渐成为“海丝之路”历史背景下的钦定海神。实际上，早期妈祖信仰并不局限于海神之职。比如，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妈祖获封“崇福夫人”，又加封“灵慧昭应”是因“郡大疫，神降于白湖，掘泉饮疫者，即愈。”而孝宗淳熙十年，则是“以温台剿寇封‘灵慈昭应’、‘崇善福利’”；嘉定元年，因“救旱擒贼，又加封‘护国助顺’，‘嘉应英烈’”；元代则“以屡护庇漕运累封‘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明著天妃’”，凡此可见，宋元时期的妈祖灵验事迹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民间层面有“救病”、“救旱”等功，国家层面有“庇护漕运”，“助战”等功。尤其是“助战”事迹，显然已经超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经验和宗教体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军国情怀。此时的妈祖信仰兼具多重功能，显示了“神通广大”的色彩。
妈祖由“兼职”转向“专职”则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永乐七年，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而建庙于都，致祭，凡奉使外夷航海者，必载主舟中。每遇风涛，有祷辄应，或蝶、或雀、或灯火，舟人见之，则利涉。自此以后，“妈祖显圣”除康熙十九年福建提督将军万正色征剿厦门，及施琅征剿台湾这两次为“助战”事迹之外，其余皆是海上护航，尤其是保护使臣平安的相关事迹。通过妈祖信仰的逐渐官方化，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民间信仰与政府教化功能的合流，可以看出其“由民到官”的嬗变。无论“由闽入琉”还是“由民到官”，妈祖信仰以民间文化，地方文化一跃成为跨国界、跨阶层的宗藩交流仪轨，无不显示出其宗教、外交意义。
四、中琉妈祖信仰的文化交流意义
中琉妈祖信仰除了丰富的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价值之外，还应凸显其在“海丝之路”战略中关于区域文化交流合作的现实功用。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受容乃至改造，见证了中琉五百余年的宗藩交流史，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外交文化的包容性、正义性与可塑性。中琉交流史上的妈祖信仰对当下“海丝之路”文化建设显然具有启示性意义。
琉球文明进程以明初为起始点，并于清代中后期达到鼎盛，为秦汉以来延绵不断的中国“海丝之路”增添了绚丽的一笔。明太祖出于“怀柔远人”的目的，秉承儒家文化“尚和”、“修睦”等传统，通过德化与文化感召力使周边国家主动依附，同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为诸藩属国提供扶持与救济，显示出中国外交文化的包容性与正义性。琉球在洪武五年被纳入中华朝贡体系之时，尚未完全开化，据成书于天顺年间的《明一统志》所载，当时的琉球民智未开，民风彪悍，“杀人祭神，聚髅为佳”；“无赋敛，不知节朔”；“无文字”。相比《明一统志》对朝鲜“柔谨为风，戴折巾，服大袖衫……俗知文字、喜读书”，对日本“重儒书、信佛法”的记述，其评价判若云泥。时至清代，官方对琉球的态度转变甚巨，《大清一统志》记述了琉球在清代的风俗嬗变，赞美琉球“近奉正朔，设官职、被服冠裳，表陈章奏，以土官为府职，司朝贡者为文职。著作篇什有华风焉。”可见，由明入清，琉球国从化外之邦摇身一变而为“辑瑞球阳”(雍正二年所赐御书匾额)“海表恭藩”(嘉庆四年所赐御书匾额)，成为与朝鲜等国并驾齐驱的守礼之藩。由于清廷和琉球的关系较之于明代更为密切，中琉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蒸蒸日上，因此清代琉球国的“慕华之风”亦更甚。到了清中后期，以“华风”为荣、为尚，已经成为当时琉球上层贵族及文人的普遍心态。发源于福建地区的妈祖文化借助琉球人的这种“慕华”意识，逐渐渗透到中琉宗藩交流的各个环节，充分体现了宗教与民俗的政治功用。
妈祖信仰在中琉交流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君权神授”意味，无论是中国册封琉球使笔下的天妃灵应事迹，还是琉球人对天妃祭祀仪轨的细致阐述，都可以看出妈祖在宗藩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与官方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妈祖信仰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目》，“这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着‘妈祖信俗’正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中国传统外交向来注重“和为贵”、“修文德”，重“王道”而轻“霸道”，时至当下，我国依然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海丝之路”历史背景下的中琉妈祖信仰所传达的和平友善之道与我国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外交文化主旨相契合。妈祖信仰也将以“海丝”战略与“非遗”建设为双重契机为起点，继往开来，促进中国的文化崛起。作为中琉共同文化遗产的妈祖信仰承载了两国人民宝贵的历史记忆，为“海丝之路”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丰富的借鉴，其意义不仅在于追溯历史，也足以启发当下。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