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民俗来自人民，传承于人民
民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记者：什么是民俗？
叶涛：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形成、传播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换句话说，民俗是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模式化的文化现象。比如说吃饭，过去农忙的时候每天吃三顿，农闲的时候吃两顿，这就是关于吃饭的一种民俗。
民俗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同时，民俗在传承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比如春节饮食，北方吃饺子，南方吃年糕、汤圆，传承与变异是民俗的两个基本特点。
民俗来自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民众生活，又是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可以说，民俗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均与之息息相关。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民俗文化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民俗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持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命力，传承着我们民族数千年以来延续至今的文化血脉。
记者：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哪些特点？
叶涛：中国的民俗文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我们的服饰、建筑等，都讲究对称和谐。二是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连续性”的特性。因为中华文化没有中断，我们很多民俗自然也是传承有序。比如，春节贴春联、端午吃粽子，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就隐含在我们的民俗里。三是多样性。我们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恰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点。中国地域广阔，而且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多民族、多自然生态、多文化形态的民俗特点。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也使民俗文化成为维持中国古老文明数千年一脉相承的重要基础。
民俗与非遗同源共生
记者：民俗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是什么关系？
叶涛：关于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民俗学自1846年在英国被创立以来，现在一般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组成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有其独特性，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有着同源共生的亲缘关系。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各界逐渐认识到，在保护物质文化的同时，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否则文化保护是不完整的。经过近30年的探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正式形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众多学科的专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民俗学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讨论中，首先提出的就是要保护民俗。从最后通过的公约看，也是把民俗学的一个最基本理念放到了非遗保护中，即强调“活态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俗学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掀起的非遗保护运动进入中国后，很快就与我国的国情及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遗保护工作的中国特色，为我国丰富的民间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作出了巨大贡献。20多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非遗保护工作，促进非遗薪火相传，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也为国际非遗保护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记者：这对于民俗学者来说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叶涛：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回顾中国非遗保护的历史，老一代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如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陈勤建等为我国的非遗理论建设和评审实践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青年民俗学者则以朝戈金、巴莫曲布嫫为代表，为我国非遗理论和实践与国际接轨、代表我国的非遗工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非遗实践的成就等，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2004年，时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刘魁立受原文化部相关司局委托，组成课题小组，起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
我也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泰山石敢当习俗”的申报，我参与了调研写作，此后有关内容结集成书《泰山石敢当》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出版；“白蛇传”“梁祝”“孟姜女”和“牛郎织女”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其中前三个，均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从2006年起，我接受山东沂源县的委托，带领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师生用了近3年时间，对当地的牛郎织女传说进行系统调查与研究，最终在2008年，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这期间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编撰出版5卷本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丛书；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泰山东岳庙会”，我也直接参与调研、申报工作。
可以说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民俗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民俗学者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数是各学科中最多的，他们深深地介入了非遗项目的调研、归档、申报、评审等具体工作，特别是在从国家、省级到市县四级评审的专家委员会中，民俗学者都是重要力量。
民俗学关心现实社会、关注民众生活
记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学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叶涛：民俗学是一门眼光向下、关心现实社会、关注民众生活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历史积淀的传承文化，这种传承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事象。社会上常常将民俗等同于遗留物、老古董、旧礼仪，将民俗学家看作是一群研究历史、关注传统、观念守旧的学者，这是对民俗、对民俗学的误解。
中国的民俗学家在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民俗学关注当下、参与社会管理的最好的注脚。2004年下半年，中国民俗学会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完成了“中国节假日体系研究”的专项课题。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论证工作。该课题着重论证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内涵与功能”“象征符号”“节日符号”等，针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2007年12月，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由国务院正式颁布，除原有的春节，又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符合民意，顺应民心，这是关系到全体民众生活的大事，也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性行为。中国民俗学会的学者积极参与国家假日体系的改革，并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关注当下、关注民众社会生活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共同要求。民俗学的优势何在？
叶涛：民俗学所关注的并非民众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文化事象，而是具有历史传承、形成规律性、对民众生活具有潜移默化指导作用的文化事象。其中，具有历史传承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过，需要传承多久才能够称作是“历史传承”呢？过去的说法是传承三代，还有的说法是传承百年，等等，说法不一。我们习惯说的“风俗”，可以拆分为“风”和“俗”，一时兴起的“风尚”“风气”还不能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但这阵“风”刮的时间够久、影响足够大，就会成为“俗”了——约定俗成，那么，“风俗”形成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有了。
过去由风成俗可能需要几代人数十年以上的时间，如今信息化时代，随着传播方式、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巨变，由风成俗的时间也被大大压缩，一阵风刮起来之后，很可能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便风靡全国乃至全球，这给我们界定民俗学的“历史传承”特点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同样应该把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化事象认作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民俗学的当代性特征，拓宽了学科研究的领域，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形势下，民俗学将深入挖掘和继承学术传统，在理论创新和方法探索方面勇于尝试，关注当下，关注日常生活，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应该如何通过民俗这一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
叶涛：民俗文化是老百姓生活方式的体现，是最亲民的，也是最容易被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所感知、所接受的。数千年来，中国的民俗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始终存在交流交融的过程。比如，我们很多民俗事象历史上曾传入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过融合后，又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历史上以下南洋为代表的走出国门的华人，当年都是带着家乡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走到海外，在当地落地生根，和地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华人社区文化，这些都是民俗文化的海外传播。
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我们在尊重其他文化的前提下，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充分的骄傲，同时把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好、保护好，原原本本地展现出去，使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通过中华优秀民俗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人。
记者手记：民俗学是关注当下的学问
采访中，叶涛一再跟记者强调两点：第一，民俗学是一门关注当下、关注现实的学问；第二，民俗学者不创造民俗，只是对民众的民俗文化现象进行提炼、总结、研究。
正因为这两点，要求民俗学者不能只做书斋里的学问，更需要走进文化现场，和普通大众保持广泛接触，同时又需要长时间观察，进而对一种民俗进行解释。
在叶涛看来，这些特征使得民俗学的研究能够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使民俗学成为一门充满活力、前途光明、大有可为的人文学科。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会作为学术支持单位，参与了很多活动，比如2021年春节期间的“支付宝集福”活动，就是尝试将民俗学对春节民俗的研究融入当代生活的新方式，在搭建网络时代全民皆可参与的新型社交场景的同时，丰富了大众对传统福文化的认识。
叶涛从1985年开展“春节民俗”调查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注重田野调查、抢救历史遗存就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如今，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团队是国内在该领域内研究力量最集中、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团队之一。
该团队致力于研究民俗史和民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以及当代村落中的民俗与民间文学课题；注重对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并兼顾相应的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分析。最终的目的，则是要结合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打破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时空局限，探讨文献与民俗研究的具体路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
归根到底，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俗学的当代性”。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川观新闻”客户端 2024-11-25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