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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举文]民俗研究视域下的身体与性别民俗实践
  作者:张举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08 | 点击数:7110
 

  二、性别民俗的界定与研究

  性别民俗是指与性别有关的各种民俗表现形式,是与身体民俗密切相关的概念。性别民俗与女性民俗是相关但不同的概念。女性民俗研究与妇女研究又是一对相关的概念。对女性的民俗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方法。目前的性别民俗研究较多地关注女性民俗研究,对男性民俗的研究还很少,也还没有系统地对跨性别和多性别方面的民俗研究。总体来说,无论是作为议题还是视角,性别民俗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仍处于新兴和较为边缘的状态。

  针对目前学界有关的性别研究,民俗学者康丽认为可以概括出这样三种类型:1)将女性群体作为性别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在分析过程中,强调性别主体文化实践的差异与多样;2)将性别视为剖析文化事象的视角,而不侧重对某个性别群体的特殊关注;3)侧重主体性别建构动态机制的研究。具体来看,有关女性民俗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将多样性的认知真切地纳入对性别问题的理解?怎样说明在生活世界中女性与其他性别的文化被忽略或未被辨识的情况?如何能在反思原有性别规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前提下,唤起文化享有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如何解释相关诠释与文化政策将性别刻板印象合法化的过程等。

  针对女性民俗研究,也存在着视角的问题。与女性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表现相似,女性视角进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中,也是通过对性别社会建构变量的强调和提升,使得被边缘化甚至无形化的众多女性问题或所谓非正统的议题“浮出水面”,并被纳入研究范围,从而改变民俗学以男性及相关议题为唯一正统和标准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性别视角”的加入,在强化了探索日常世界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同时,也有可能因为对两性二元性别架构的固守,引发知识霸权的诟弊,容易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把作为研究者的女性“我们”与作为被研究者的“她们”分离开来,形成一种知识内部的等级体系。而“女性”概念的普适化与均质化,也有可能抹杀在性别主义压迫中不同女性群体经验的差异和多样化,使女性主义研究带有一种殖民主义倾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个事实,在世界范围内,性别认知与实践以多元化的方式存在着,简化性别认知的倾向与对性别二元框架的僵化遵从,会在极大程度上疏离于对性别多样性的尊重。

  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虽然对女性民俗的研究只是近二十年多年来的事,但已有很大发展。民俗学者邢莉较早地以“女性民俗文化”的概念为女性民俗研究打下基础。从民俗学和人类学两个角度,李霞通过“娘家和婆家”等日常生活概念提出女性是社会关系的“依附者还是构建者”的问题。陈秋和苏日娜呼吁对“女性民俗”研究的重视,并强调女性民俗研究不同于妇女民俗研究,女性民俗研究是有关女性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事象,关注民俗生活中性别的习俗化问题,更着重思考性别关系下女性俗民群体和个体的主体性表达。王均霞指出,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的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

  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有其特定的性别概念与意识。民俗学者刘晓春认为:社会性别差异建构了一整套区别男女生理差异的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习俗惯例。这些习俗惯例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规范了女性的社会行为与思想情感。在传统汉人社会中,社会文化制度对于女性的规范约束因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而异。社会性别认同的形成,与他者的认同关系密切。与女性有关的民俗禁忌、规范,几乎都与社会对于男性的宽容和放纵相对应;换言之,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是由男性他者的承认而获得的,社会性别认同正是在与男性他者长期的历史对话之中形成,并构成了社会对于男女不同性别的心理期待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女性社会性别认同是在一种男性霸权的氛围中获得的。这种霸权不仅仅是男权社会的主流话语,更为可怕的是,霸权的图像已经使女性被迫接受,成为一种压迫的形式,进而把女性自身边缘、卑贱的图像内化为一种自我意识。男权世界预设了一系列关于女性的性别形象,这些形象可以说是对女性性别扭曲的一种认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族女性基本处于被贬损、被扭曲的不公正的状态之中。

  近些年来,除了针对性别民俗传统的文献整理与考证外,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艺伎”、“裹足”、“青楼”等习俗的文献综述,上述的民俗学理论研究逐渐开拓出性别民俗研究的新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关性别民俗,特别是女性民俗的民俗志研究也得以发表传播。例如,民俗学者刁统菊针对女性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中优势与劣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还有从民俗与文学角度对女性民俗的研究。对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书习俗”的研究和保护也体现了民俗学在性别民俗研究中的学科作用。

  纵观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对“女性民俗”的关注,民俗学者王均霞认为,整个百年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1910年代到1940年代: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发轫期;2)1940年代到1970年代:阶级分析法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与研究;3)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主体客体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即女性民俗研究的成型期;4)2000年之后:“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即女性民俗研究的发展期。所谓“情境化”研究,是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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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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