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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辉 庄柳] 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论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
  作者:张亚辉 庄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6-04 | 点击数:3136
 

  二、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

  在对中英两国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托尼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认为中国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路径并不能单纯效仿16、17世纪英国社会受现代市场影响而兴起的农牧有机混营模式。囿于自然地理分区、气候条件、农业生存思维以及当时社会的人地状况,中国不具备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因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并不在畜牧业。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除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外,区别于传统自给性农业,新时代的中国农业发展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园艺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条件、信贷、地租和农产品销售问题”。简言之,托尼为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两条路线:第一,中国现代化之路首先在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过渡到工业文明;第二,农业文明的关键在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园艺业,而非单纯地效仿英国进行农牧混营。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当费孝通晚年重新回归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时,相较于托尼为中国现代化所设计的发展路径,其部分思想在具体的实践策略上虽仍与托尼相反,但在总体上已经开始重视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园艺改革对乡村振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倡农副/牧业混营与园艺改革两条路径的并举。此外,费孝通重回乡村振兴以及园艺改革,还与当时中国社会情境的转变有着莫大关系。伴随着中国向集体化时代的告别,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了乡村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振兴在现实上的可能性。同时,东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进程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因为更加靠近世界市场,除园艺改革之外,工业化进程也得到大规模的开展,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依靠提供原材料和园艺改革来进入世界市场。

  此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思想的转变首先表现在从发展乡村工业向农副/牧业混营的转变。1982年到1984年间,在延续早年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研究路径的基础上,费孝通对江苏吴江县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和内蒙古赤峰市边区开发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将上述两大区域作为中国广大农区和牧区发展的缩影,进一步探讨了农业、工业与副/牧业间的关系,认为在农区应大力发展以家庭养殖为主的副业,实行农副混营;在牧区应合理发展畜牧业,通过农业服务牧业的方式,实现二者的有机混营。

  1982年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之际,发现家乡人民收入大幅增加,而产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来自乡村副业的发展,其中尤以家兔养殖所生产的兔毛和兔皮创收显著。在此经验的启发下,费孝通提出了在农区生产“不占地的棉花”,发展以家兔养殖为主的副业的构想。但当时吴江县的家兔养殖业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产品皆直接作为工业原料出口,因而若能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故费孝通认为在农区推广养殖副业应是大有可为。

  此外,1984年的赤峰之行使费孝通充分意识到粗放农业对内蒙古地区草场的破坏严重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因而重建牧区生态平衡迫在眉睫,实现农牧有机混营则成为其中的关键。在对赤峰农区、牧区、半农半牧三大生态类型区进行考察后,参考18世纪英国农、牧业有机混营的成功经验,费孝通又提出了“退农回牧”、农牧有机结合的思想。以巴汉他拉苏木小草甸为例,费孝通认为其“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了赤峰地区的一般经历并有力地指出了‘退农回牧’的前途”。20世纪40年代末,小草甸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荒凉,草甸上牧草丰美、盛产名贵草药,但在“以粮为纲”的政策下,逐渐成为半农半牧区,草场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逐年滑坡。1980年时,他们甚至无力购买返销粮,只能依靠国家救济。这种困境直到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才有所好转,其中的关键便在于“退农还牧”。通过种植青贮作物与改良畜种的结合,不仅实现了以农促牧,而且通过“过腹回田”,牲畜为农田提供有机肥料,又实现了以牧促农,从而将农牧矛盾的恶性循环彻底转化为农牧结合的良性循环,走上了牧业现代化的道路。

  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在当时中国已有工业化水平的基础上,依据吴江县副业发展的经验和对赤峰市农牧有机混营的设想,其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念已经开始出现重大转变。他放弃了早年思想中将乡村现代化单独寄希望于工业文明的构想,已经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农业和土地对于乡村振兴的基础性贡献,开始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而在同一时期,费孝通对园艺改革的重点关注,则表明其思想在本质上已经开始向托尼所提出的园艺改革之路靠拢。继费孝通的乡村现代化构想实现了向农业文明的转变后,其关于乡村振兴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园艺改革,重新审视了农业、土地与现代市场的关系。通过对广西、江苏、湖南、河南、甘肃以及山东等地园艺改革状况的系列考察,费孝通逐步明确了园艺改革对现代市场的贡献,意识到农业文明对于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根基性作用,重新回到了托尼关于乡村现代化的园艺改革之路。

  1981年,费孝通在广西龙胜民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之际对其进行访问,了解到当地丰富的野生猕猴桃资源及其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经济价值,意识到园艺改革对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意义,首次在其思想中明确出现了关于推进园艺改革的构想。在龙胜民族自治县,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便帮助农民建立起猕猴桃酒厂,通过村民将散布于深山野林中的成熟野生猕猴桃收购起来酿酒,后来又逐步深化加工方式,开发出饮料冲剂与果酱等食品类型,但仍处于猕猴桃利用的初级阶段,还未能进行人工种植,仅仅将野生猕猴桃作为食品工业生产的原料。与新西兰从中国本土引进猕猴桃植株,经人工种植选育而来的优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获成功相比,广西龙胜猕猴桃的潜在效益还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原料与市场的缺乏直接限制了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导致地方企业缺乏投资与革新的动力。而若能进行园艺改革,推广猕猴桃的人工选育与栽培,大有可能如新西兰一般使得这种优质的经济作物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同期费孝通回访家乡吴江县时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早在1981年,费孝通将澳大利亚友人所赠之凤尾菇菌种带回家乡试种,此菌种因具有产量高、易栽培、经济价值大等诸多优点,成为园艺改革、振兴乡村的优良对象。再次回访家乡时,费孝通欣喜于自己引进的优质菌种已经在当地农科所的精心培育下试种成功且做了小范围推广,相较于广西龙胜自治县的猕猴桃加工生产仍旧受到原料的限制,家乡的凤尾菇种植已经迈出了园艺改革的第一步。但家乡的园艺改革事业也面临着与广西龙胜自治县同样的市场短缺问题,凤尾菇在附近农村或县镇的经销极为困难,当地小市场缺乏对此类菌种的消费需求,而在苏州、上海等现代大市场却供不应求。为此,村民急于拓展与现代供销市场的联系,希望将人工培育的优质蘑菇直接运往大市场进行销售,于是便出现了费孝通刚一抵达家乡,村民们便热切请求他帮助购买卡车的场面。这一事件促使费孝通进一步意识到园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与经济作物本身是否具有良好的培育价值密切相关,更是取决于距离现代市场的远近。为此,与托尼寄希望于通过国家来改善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交通、信贷和供销等问题的构想一致,费孝通也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对中国广大农村的交通状况和投资环境进行改善,在开拓地方区域市场的同时逐步实现与现代世界市场的接轨,这不仅能为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创造园艺改革的动力与条件,还能进一步通过农业-工业的紧密结合来推动中国工业的现代化,从而彻底释放园艺改革在生产领域中的潜在活力。

  随着费孝通对中国各地区系列考察的逐步推进,其关于园艺改革的构想也渐次深化,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市场与园艺改革的关系,并在此后“湖南行”和“豫中行”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成熟的园艺改革模式。1986年,费孝通对湖南洞庭湖区的园艺改革状况进行了考察,鉴于洞庭湖区因地制宜发展园艺改革的成功经验,他开始对以往基于“苏南模式”的工业文明现代化路径进行反思,深入思考了园艺改革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得益于中国与现代世界市场联系的日益加深和国家“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的转变,洞庭湖区依赖地方农业生态的多样性,从传统的单一粮食种植中解放出来,农民们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经济作物,单是通过麻、芦苇、柑橘的大规模种植就为实现地方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还有使经济进一步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可能。上述园艺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促使费孝通进一步思考园艺改革的若干可能性,他提出在现代世界市场的大环境下,并非所有地方都要效仿“苏南模式”的“无工不富”,而应该因地制宜,农业也可以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路径。

  洞庭湖区园艺改革的成功经验使得费孝通确证了园艺改革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构想在其对河南民权园艺改革事业的考察中最终发展成熟。由于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河南民权是典型的贫困区,费孝通将其称为新中国最贫困的起点。直到1985年,民权的粮食总产量才将近5亿斤,人均约700斤,只够维持基本的温饱,因而要想脱贫致富,单靠粮食种植显然不够。而民权人民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园艺改革,成功适应了现代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成为新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典型。基于民权园艺改革的成功经验,费孝通提出了园艺改革的“民权模式”。“民权模式”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开发草根资源,即开发土地里所生长的植物资源,不仅是粮、棉、油等大田作物,还包括林木、果树、灌木、蒲苇等一切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第二步是发展草根工业,即发展草根资源的加工工业。”以葡萄种植为例,依托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民权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栽种葡萄,逐年发展,1957年时栽种面积达3000多亩,年产葡萄3000多吨,而为解决葡萄的收购与运销问题,民权轻工业部与农业部在当地开办了葡萄酒厂。酒厂的创办使得葡萄能够直接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农业-工业的紧密结合彻底激活了民权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

  简言之,“民权模式”的成功使得费孝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彻底发生了转变,走出了原来基于苏南模式“无工不富”的单一工业文明现代化的路径,认识到园艺改革对于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费孝通认为通过追踪与总结民权通过园艺改革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大跨越的经历,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农村应当有指导性的借鉴意义。由此,在费孝通晚年进行的数次农村考察中,他都格外关注当地的园艺改革事业,希望从“民权模式”出发,通过园艺改革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增添新的活力。其中尤以甘肃宁卧庄科研基地通过与美国加州大学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培育优质兰花,扩展国际市场、成功出口创汇,与山东无棣、沧州等地通过优质金丝枣的人工选育与深加工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案例最为典型。为此,费孝通还特地撰文数篇予以评述,希望在全中国推广这种较为先进的园艺改革模式。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园艺改革提升了土地与农业对现代市场的贡献,使得农业与土地的价值重获肯定,而伴随着现代世界市场对中国影响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园艺改革也发生在中国广大乡村。当费孝通晚年走出苏南,开始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整体图景进行把握时,其关于乡村振兴的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工业文明现代化路径,开始重视并致力于推广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园艺改革模式,希望在中国走出一条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并举的乡村振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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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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