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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清]“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与阐释
——论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启示意义
  作者:王志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3-22 | 点击数:7487
 

二、“女儿回娘家”——田野作业的伦理道德

  “江帆一来啊,就和女儿回娘家似的,家里缺啥少啥的,我们老两口的身子骨怎么样她都惦记着,她一来啊,我们可高兴啦,他们爷儿俩可近面着呢。”这段话是笔者2006年7月24日探访谭振山的时候谭振山的老伴介绍与江帆的关系时的话语记录。老人用朴实的语言对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良好关系作了描述。在多年的追踪调查的过程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近20年的时间里,江帆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沈阳的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其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江帆对谭振山的称谓也应其要求改依自己的家族长辈排序而论,亲切地称其为“老叔”。对于民俗学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而言,这看似不经意的称谓改口体现的却是被调查对象对研究者的心理认同,是民众给予民俗学者的最高礼遇,是对其田野工作的承认。江帆与谭振山的密切合作为学术界提供了田野调查伦理道德的一个范本。遵守田野伦理道德也是“深描”得以成功的感情基础。

  “学者的调查本身就是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打扰,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道德尤为重要。每次去调查我首先想到的都是能不能给被调查者造成什么损失,最起码是时间上的损失,以调查谭振山为例,我首先做到的是不违农时。并且每次我都给对方礼物,最好做到在调查后让人家有所收益。多次的田野调查也促使我不断地反省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做得更好,不知不觉中自己也成了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给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去谭振山家调查,老人家把家里还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招待我,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不是普通的故事听众,应该对老人家有所补偿。”这是2006年7月2 2日笔者在沈阳访谈江帆教授时的口述记录。近20年的调查江帆一贯如此,遵守着“用心去体谅调查对象”的田野调查的道德准则。这不是对被调查者诱之以利的调查策略,而是内化为民俗学者田野调查的行为自觉,也正是在这持续的“诱”之以利的基础上产生了感之以诚、晓之以理的互动效果。

  在通过田野作业进行研究的诸多学科中,把研究者本身也纳入了研究对象的范例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比诺开创的。他把他在摩洛哥一个乡村开展田野作业的过程作为叙述的材料,将自己与调查对象的互动一起作为研究的对象,完成了《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这一民族志著作。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反思调查者自己的经历,这种界定研究对象的思路必然要把研究者纳入进来。民俗学要把民俗学者自己、把民俗学者自己的学术活动纳入学科的对象,在田野中参与观察,使观察者参与到对象之中而成为被观察的对象的一部分,恪守田野伦理道德,反省自己的调查,这也是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启示意义之一。

三、“卖金子的遇到买金子的”——调查对象双方的良好互动与合作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际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学术界有很多新的进展。其中以“表演”学派为中心的一批学者的故事学理论是很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民间文学界几乎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即民间故事的含义不单纯蕴涵在它的文本之中,而主要蕴涵在与民间故事相关的表演行为之中。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鲍曼(richard bauman)在《故事、表演和事件》一书中运用了三个术语: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s)、叙述的事件(Nar-rative Events)、叙述的文本(Narrative Texts)。“被叙述的事件”是指在一个故事讲述中被陆续补录的事件,它是讲述人经历或获知别人经历的日常生活事件,是与叙事相关的、对叙事具有深层制约和影响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等背景因素,可以视为民间叙事作品的“上下文”。“叙述的事件”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它是讲述人和听众都曾在场的过去事件,是指发生在特定地区的文化观念和情境中的叙事表演活动。“叙事的文本”就是指习惯上所说的故事文本。表演理论的得力之处在于解构民间叙事的“叙述的事件”与“被叙述的事件”,这恰恰是以往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薄弱环节,表演理论这一“他山之石”恰到好处地拓深了民间叙事研究,给偏重于文本诠释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小时候看人点戏,点戏人一张嘴,你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品,他得意什么,必是那路人。”这句江帆在其著作中来证明民间叙事传承人的自觉意识时引用谭振山的原话在笔者的这次田野访谈中也被谭振山重申。谭振山最喜欢讲述的故事,其主人公几乎都是正直、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重德轻财。例如《洞房认义女》中的老两口,《老鼋报恩》中的刘掌柜等。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对听众有道德训诫作用的故事。江帆通过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生活中的谭振山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为人处世和性格上有极大的相似点。谭振山尊老爱幼,义气行善,广结人缘,热心为公众办事,以德治家。这种故事家本人和他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在品质上和性格上的互渗与叠印,不是偶然的巧合,是谭振山在几十年传承故事的过程中,自觉地吸取了故事中倡行的道德观念,不断实行家教规范和自我修身的结果。他所喜爱的故事中提倡的基本精神和行为模式,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活过程中。这种互渗与叠印,显示出作为民间口承叙事的传承人与其传承的民间叙事文本蕴涵的文化精神是可以互相占有的,多年的田野定向研究考察出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民间叙事,是如何融化在传承者的思想、意识、行为和习惯之中的,对于他们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意识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又是怎样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感情定势的。江帆的该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叙事文本”的深度诠释。

  在对谭振山的多年追踪研究中,江帆发现与谭振山所有的故事家一样,在讲故事时总是根据讲述情境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故事文本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讲述者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这种故事讲述者对故事文本的能动性建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尤其将故事家因讲述情境不同而对同一个故事文本做的不同的处理进行比较后才能发现。对谭振山的追踪研究时间越长,其讲述活动的这一特点也就越明晰。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是具有文化持有者特殊印记的精神产品。通过对故事讲述过程的把握,作到了表演理论中的‘叙事事件’的阐释。

  民间叙事的传承形态自古以来就是“人”的传承,是人际关系间的直接传承,是通过口耳传递深层文化信息的传承。这种传承是以人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因此应该十分注意对传承者个体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做深入剖析和开掘,细心观察文化积淀在具体的传承者身上特异的表现,当江帆刚介入谭振山故事调查的时候,涉及到民间信仰这类敏感话题,谭振山是心存顾虑的。在谭的家乡一带有信仰狐仙的习俗传统,江帆在80年代中期进行调查之初,问及他是否会讲狐故事时,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自己从来不信那些迷信的玩意儿。其实在谭振山故事的几位前辈传承人中——他的祖母孙氏、伯父谭福臣、“瞎话匠”沈斗山都信仰狐仙,他不但从小就听了许多这类故事,在年轻时还为一些人家书绘狐仙、蟒仙牌位,谙熟各路神灵的仙名与供祭方法,诸如狐仙胡天宗、胡天宝、胡天求,蟒仙莽世清等,他已经习惯为村人书写供奉这些神灵的楹联,诸如“千处有求千处应,一方诚敬一方灵”;“在深山修身养性,出古洞搭救万民”;“逍遥云上客,自在洞中仙”等等。狐仙形象及其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构成了谭振山及其前辈故事家故事的重要内容。终于在江帆对其进行了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彼此熟稔后的一个契机,当再次问及此事时,他不仅坦然承认了自己的信仰态度,而且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地流传的各种狐故事。在2006年6月19日美国巍涞大学张举文教授来采访的时候,谭振山从容地为客人介绍了很多当地民间信仰的地方性知识。笔者问及相关话题时老人也从容地作了回答,可以说这种访谈结果的出现是学者长期追踪调查的影响使然,是对“被叙事事件”的深度挖掘。

  “我们是卖金子的遇到了买金子的”,这是2006年7月24日笔者赴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访谈谭振山时谭振山对其与江帆多年的互动合作关系的概括。通过长期追踪调查和良好的互动合作,田野调查达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故事讲述者的研究。民间故事讲述者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而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在对谭振山近20年的追综研究中,江帆发现,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故事家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故事家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故事家讲述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江帆的长期追踪研究没有满足于表演理论的那种通过精细的记录和微观地描述表演行为的技巧和策略,而是对讲述者的个性、教育、艺术、社会文化实践等作了全面和长期的调查,通过连续的、长期的、充满问题意识的田野作业研究,对特定的故事讲述行为进行分析,没有任何研究者凭主观印象得出推测性的阐释。她的研究方法正好补充了表演理论在相关问题的局限和不足——对民间叙事传统以及讲述者个性、生活史、资料库等的全面深入的把握,是对表演理论有力的补充和纠偏。这也应该是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提供给民俗学田野考察的一个重要启示。

  (本文刊载于《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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