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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友文 冀荟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段友文 冀荟竹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2-24 | 点击数:6082
 

二、乡村优秀民俗文化资源的类型

  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很大的、但根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虽然他的理解有一定的偏颇,但他肯定了民俗文化对一种文明或一个民族根基性的价值。钟敬文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干流”学说,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阶层都自有其相对应的特定文化,以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民俗文化同样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社会学家李强认为,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社会分层是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提出的,依据社会资源拥有量而划分出的不同阶层。民俗文化的创造、传承并非为中下层民众的专属文化,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并享用的类型化、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它跨越了阶层、跨越了民族、跨越了时间,是为全民拥有、世代相传并不断被创造的文化,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与集体感。
       民俗文化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社会生活。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在个体的生产实践和创造发明中,形成了类型繁多、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民间生成、储存的文化资本,可通过文化经营,在流通、传承、积累和提升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作为民族文化中最有生命力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民俗文化的资源属性在新的发展环境中被唤醒,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源。立足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乡村转型建设中,如何以“保护性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核心,构架立体、系统的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体系,实现民俗文化资源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正是人们所应思考的问题。民俗文化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兼顾其类型特性,本文构拟的优秀民俗文化资源重点领域,分别为家族村落、传说故事、庙会信仰、行业工匠、节日文化、民间艺术六类资源。
       家族村落是由血缘和地缘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的最小单元,是每个人降临之后的首属群体。中国传统村落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地域范围,而且还是以相同或相似民俗传统约束的文化群体。家族村落民俗是维系村落成员和社会秩序的老规矩,是不言自明的老传统,具有极强的聚合力。家族民俗的三大支柱是族谱、族规、祠堂,村落民俗的主要内涵包括村落设施、庙宇民居、社会组织、村规民约等。家族村落文化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社会越是发展,乡村发展就越显得重要。因此,家族村落资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宝库。其一,乡土村落的生态观念。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合。”古村落从地址的选定到格局的规划都凸显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大都具有依山傍水,藏风聚气,坐北朝南,植物丰茂的特点,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与价值。其二,村规民约的控制功能。“村规民约是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生成和整理的,是对乡村民众形成约束力的禁约、惯例、成例等行为规范总和。”乡村社会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法律的强行管制,每个传统村落都有其内部认同的管理体系,只有将法律与世俗伦理、信仰禁忌结合,将惩罚与教育互补,形成一种“准法律制度”,才能促进乡村的社会良性运行。其三,村落内部互助协作意识。民俗文化既是民众的精神滋养地,也是无形的社会准则。以民众的社会交往网络为基础,人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一套规范体系,这就是邻里互助,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例如农忙时换工互助,红白喜事、盖房起屋的无偿付出,生活上的集资求助,公共设施的捐资修建等,形成了合力互助的良风美俗。
       传说故事是历代民众自由创作、口耳相传的具有一定情节,塑造了特定形象的叙事作品,它包括古老的神话,与特定历史、风物、人物相结合的民间传说,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生活故事与幻想故事。中国民间故事资源丰硕,文本的及时搜集整理只是保护、传承这些资源的第一步,此外还包括景观化的民俗旅游与影视化的创意开发等。传说故事的特性之一在于有传说核,它并非凭空而造,是依据流传地的某一客观物质而存在,是地方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们作为生活中的‘实物’而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眼前的实物又唤起了人们的记忆’,现实中的‘实物’演化为传说中的‘纪念物’,现实的景观也被悄然置换为传说的景观,并在地方与传说之间架构了一条记忆的桥梁,将传说的演述者、听众以及不在场的更大人群连接起来,滋生或温习对地方传统的认同感。”当今民众的旅游消费观念已由单纯的视觉享受,转向了视觉与人文的双重需求。跌宕起伏的传说故事所蕴含的宏大叙事主题成为了旅游规划的重要部分,例如耳熟能详的关帝故事的忠义精神、尧舜禹神话的德孝精神等。传说故事不再是依附于物理载体的精神文化,而是符号化、具象化、可视化为一系列的“有故事”的景观建筑,“从而使得景观成为传说讲述与传承的新的文化空间与叙事形态,形成传说语言叙事、景观叙事和仪式行为叙事三位一体的景观叙事体系。”游客在视觉的体验中,既感悟到传说景观的魅力,也得到精神世界充盈。
       庙会信仰民俗是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及岁时节日形成的群体信仰活动,它以恒久的信仰习惯、定期的庙会活动、内涵丰富的仪式为鲜明特征,是与中国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与广大乡村民众密切相关的生活体验。庙会是一个神圣与世俗并存的奇特空间,是民众社会交往、交易的重要场域。它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信仰在满足地方民众的精神需求,安抚内心的同时,也维系着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效运行。新时期的庙会信仰并非传统概念中非科学的某种价值意识,而是成为展现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与经济动力。在现代社会中,庙会信仰资源是保留在现代文化宝库中积极向上的、对民众信仰生活影响广泛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例如较为著名的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历史悠久,当地村民认为自己是远古共工之子勾龙的传人,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初四都举行声势浩大的龙牌会。龙牌会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文化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岳永逸在对“龙牌会”的文化调研中,为我们呈现出了新时期范庄乡民是如何使那些长期被定性为负面的、阴性的传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助力当下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范庄”经验。庙会信仰活动之所以可以延续至今,就在于其仍然是广大农民群众基本的生存信仰,以民间信仰建立起的社会内部秩序在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中依旧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也是增强旅游业吸引力的支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可以紧紧围绕独特的本土信仰文化载体,系统、深入地挖掘民俗信仰体系,使之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精神文化。
       行业工匠民俗资源属于物质生产民俗中的一类,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出的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民俗事象。广义上说,这类资源既包括创造出的物质产品,也包括创造主体,是丰富民众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工匠民俗资源涉及多个范畴,民间工艺设计、制作的技术性、艺术性;工艺作品作为民族特色文化代表的符号性、文化性;制作工艺与民俗活动的社会性、价值性等。这既是行业工匠民俗的特性,也是其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民间工艺成为工匠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但由于商品化的过度影响,民间工艺呈现出类型的趋同、文化内涵的丧失等问题。针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目前对于这类资源的挖掘利用,围绕“保护”“传承”与“发展”三大关键词展开。政府借助于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运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新理念,实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目标。传统的行业工匠民俗突破原有的艺术设计与制作技艺的限制,追求创新性发展成为趋势,利用创意思维、在保持本真性的同时发挥其文化多样性的内在潜能,将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技艺推广到现代社会应用中,实现真正的跨领域创新性发展。行业工匠民俗不仅是物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人的记忆情感的储存与延续。人们既专注于物的保护传承,也将视野转向传承主体。集中关注工匠艺人的技艺现代性传承,关注传承人的生存现状是工匠民俗资源在新时期乡村建设得以存续的关键,也是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导向。
       传统节日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集中体现民众生存策略与生活经验的标志性文化。华夏文明渊远流长,底蕴深厚,作为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独特的节日文化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性格,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形式。我国各文化亚区节日习俗活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呈现出多样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特色,是凝聚乡愁,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于2010年3月启动的《中国节日志》项目,以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为对象,对节日的渊源、发展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归纳与整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传统节日最大规模的记录,它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顺应当今的旅游消费趋势,这些传统的民间节庆文化是打造地方特色旅游的重要元素,进而转变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同时借着现代节日文化的东风,传统节日得以重焕生机,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得以存续。地方性岁时文化的传承,对于增强地域内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共同成长记忆、仪式文化的回溯,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创新性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对岁时节日文化将会是一种最佳的保护模式。
       “民俗艺术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把握,以现实的形象存在;同时它又受到民俗观念、民俗心理和民俗精神的支配和规范。”民间艺术包蕴多样的表现形式,例如,民间说唱、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并且其附属的文化内涵通过表演结构、艺术特征、展演形式得以发扬。它不仅是被创造的、被演绎的民间文化,也具备了成为文化资本的潜在动能。民间艺术资源中的文化符号借由象征性的表演程式,形成了视觉、听觉的多重感官体验,契合了新时代民众的消费需求。民众在参与民间艺术的表演过程中,也形成了特定的组织团体和民俗活动,例如晋冀陕蒙的黄河歌会就是由各地大型的演艺集团与小型的民间社团联合而成的民间艺术集会,每年吸引众多民众参加,成为区域文旅建设的特色文化。在新的消费环境中,文化旅游产生了新的特征,那就是旅游消费体验的放大。一方面因为游客消费行为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旅游经营者的理念转变,将重点转向文化内涵的挖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鼓励地方关注区域特色文化、发掘民俗资源,民间艺术资源以其优势特点将成为乡村建设的强大支撑。
       乡村振兴的本义在于寻找乡村社会的底色,使农民回归最本质的自然生存语境。民俗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饱含着民众最熟知、最亲切的生活记忆,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灵魂,是根基,民俗文化资源积蓄着深厚的发展潜力,是乡村建设的文化优势。纵观当今乡村的发展现状,民俗文化资源在区域建设中存在众多问题,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民俗文化资源内生动力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乡村逐步边缘化。为获取更为优越的生活资源以及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乡村社会大量人口出走,人口外流导致民俗文化缺失了维系、传承的主体;二是乡村情感认同纽带的破碎。乡村政治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动,引发了民俗文化在代际传承之间的断层问题。新生代农民无法从传统的民俗文化中得到精神的自我满足与认同,失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归属感。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他原有的模式,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称之为‘文化失调’。”乡村振兴就需要重建民俗文化在民众精神世界的地位,唤醒民众遗忘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民俗文化的土壤上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民俗文化本质就是民众自觉的文化认识和文化阐释,人们可以在其中自在、自由地抒发个人的情感与意见,得到群体的认同与呼应。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以民俗文化资源为基础,建立一个可供民众传统习俗与现代需求共融发展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该文化场域中的人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自主选择乡村转型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实际上,文化转型不应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取代和超越,而是和谐相容于现实文化之中。”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的基质”,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绕不开的核心命题。诚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创新、从家族群体走向家庭个人,并且当前一些现状反映出民俗文化资源的缺失与移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资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根底在农村,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直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把握好乡村的现代走向,发掘出传统村落中可利用的民俗文化资源,才能探索出一条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并非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复原,而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与记忆的联结,是在现代化视阈下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运用民俗文化资源,使其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本与精神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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