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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
——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作者:阎云翔   译者:杨雯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3-21 | 点击数:4794
 

  “孝而不顺”的新理解和下行式家庭主义

  从表面上看,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规模经济和代际功能团结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如表2所示,在过去的33年中,主干家庭的经济状况总是相对更好一些:在1980年,11%的主干家庭属于富裕类别,1998年这个百分比是21%,2013年则达到30%,而2013年余下的主干家庭多数属于一般类别,没有任何一个主干家庭属于贫困类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只有4%的核心家庭属于富裕类别,1998年14%的核心家庭和2013年5%的核心家庭属于这一类别。同时,在1980年、1998年和2013年,超过30%的核心家庭属于贫困类别。在2013年,家庭生活状况最好的是准主干家庭,62%的这类家庭属于富裕类别,而剩余的准主干家庭在经济层面上则属于平均类别。

  然而,基于实际需求的理性选择这个单一元素不能解释一切,仍然有一些年轻夫妻和老年夫妻选择独立生活,因而,2013年下岬村依然有127个核心家庭和9个空巢家庭的存在。在这些家庭中,超过20个家庭有着非常严重的代际冲突。当我问访谈对象,为什么这些家庭中大多数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的时候(2013年家庭经济一般的家庭中有64%是核心家庭,家庭经济状况为贫困的家庭中有31%是核心家庭,9个空巢家庭中有6个是经济困难的,参见表2),他们的答案是这些家庭中长辈和晚辈无法和睦相处,因而他们倾向于独立生活。这也印证了我早先的发现,即许多村民以大家庭潜在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优先考虑婚姻家庭的独立和自由。

  注:根据1980年的户口登记和我1991年、1998年、2013年的三次家庭调查,我整理出下岬村的经济分层模式。根据年收入、家庭财产和未决主要支出,下岬村的家庭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富裕、中等和贫困。由于空间限制和缺乏显著差异,1991年的调查结果未在此表中列出。

  但为什么这些家庭不能和谐相处呢?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或者是批评年轻人太独立、太自私,或者是批评老一辈的人太苛刻、脾气太坏。有趣的是,被访谈者所给出的答案与他们的年龄没有关系,一些年长的被访者也会认为那些老一辈人的态度不好、对家庭没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家庭的分裂。而一些年轻的村民也会指责他们的同龄人不够体贴、工作不够努力。但是,这些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我采访的所有村民,无论他的家庭结构是什么,都认同“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也都认为良好的代际关系是成功的关键。根据一些比较善于表达的村民的说法,家庭和谐的关键是,两代人都必须各让一步、沟通协商、在孝道和家庭关系上达到新的认识。

  我在2006年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交流的过程中,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于孝道的新认知。当我批评少数年轻人不孝顺的时候,一个口齿伶俐的男人反驳说:“孝顺就是要让自己的父母开心。什么能让父母开心呢?如果他们的儿子过得幸福,那么他们就开心。所以我自己过得幸福就是我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他的说法得到他的朋友们的赞同,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大多数老年人也是这么认为。他们基本认为,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看到他们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从在城市生活的父母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而且我看到这种想法逐渐被城市年轻一代所推崇;直到2006年时,我才第一次在下岬村从两代人的口中听到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传统的孝顺观念。

  简而言之,精英儒家思想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孝道传统规范包含了三个方面:(1)晚辈无条件地尊重和顺从长辈;(2)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呵护;(3)通过生育和祭祀祖先来延续家族血脉。在这三个方面中自我牺牲都是必要的,最终目标是血缘亲族的安全与繁荣。个人幸福被理解为是子女的孝顺和自我牺牲所促成的祖先和父母的幸福,因而无条件的尊重和服从在孝道中十分重要。

  在孝道中,幸福的载体一旦从祖先向下转移到晚辈,老一辈人从成年子女身上索取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特权,就丧失了意识形态和心理学方面的基础。这导致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老一辈人在反对年轻一辈追求婚姻家庭独立和个人幸福的代际冲突中败下阵来。在之后的20年里,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接受成年子女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违背父母要求的事实,并且认为生活的意义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让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两代人共同组成一个主干家庭时,长辈让年轻的夫妇掌有权力;或者在两代人以两个婚姻家庭的形式生活时,长辈为子女提供帮助,都是转变的标志。在这两种情况下,老年人也意图与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情感纽带。

  代际沟通的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自己经历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之后变得越来越体贴父母,他们现在也将注意力、关系、爱和生活的目标集中在孩子身上。如前文提到的我在2006年田野调查时遇到的那个年轻人和他朋友的转变,就是这种变化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2015年与同一拨人进行长时间的访谈时,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说,2010年他35岁的时候,他就完全变了,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他开始感谢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一切,认识到父母为他所作出的牺牲和他现在为六岁的儿子所做的一切。他和妻子现在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父母帮他购买的一个公寓里,但由于他想为孩子的教育、结婚、买房子和其他所有能让儿子过得快乐的事情攒钱,他现在仍然做两份工。他的朋友完全赞同他的说法,他们也说现在更加理解父母,也能与父母更好地相处。但是他们也有些尴尬地承认,因为他们在城里为了糊口而奔波,所以他们仍需要依靠父母帮忙照顾孩子。正如我在2013年和2015年的40个单独访谈和两次小组访谈中发现的,这些观点和行为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中最为明显。

  简言之,“孝而不顺”是21世纪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对孝顺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通过放弃要求晚辈服从长辈,而成为消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代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代际团结的功能性益处和对孝顺的再定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转变,共同产生代际之间的团结一致。对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来说,他们辛苦工作的最终目标和生活的意义在于第三代的幸福和成功,关心、爱护和家庭资源都向下流动,为代际亲密关系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导致我所说的下行式家庭主义。由于中国文化中对人格的关系性定义,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难以扎根,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新型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中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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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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