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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格日布的故事与蒙古族文化之“源头”景观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从而才产生故事的意义。因此，故事文本中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故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传统”社会的缩影。
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几近同龄的两位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与武德胜故事的总体根系虽然具有一脉相承的蒙古族文化特点，但两人在具体故事的展开与处理呈现方面，却又分别体现出蒙古族文化“源”与“流”不同位点的特征，可谓“各美其美”，相映生辉。
朝格日布是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草原之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游牧蒙古族故事家。他的故事根基深扎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古老土层，若依据故事的来源属性划分，可以说既有源于书面的故事，也有传统的口头故事；既有源自印、藏的民间故事和汉族民间故事，也有地道的蒙古族本土故事。此中后者蕴含有大量的蒙古族原生文化要素，凸显着蒙古族文化“源头”的特质。
朝格日布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情节带有切近生活的特点，一些故事源头久远，蕴含着独特而深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内涵，折射着草原游牧蒙古族对区域历史和自然生境的生态认知与生存体验，体现着蒙古族的一些古老的思维与哲学思想。
以《求子的老两口》为例，故事讲的是无子女的老两口在神通的喇嘛帮助下有了一个女儿，女儿成年时，父亲许诺谁能猜中女儿的名字，就把女儿嫁给他。恶魔蟒古思耍手段猜出了姑娘的名字，想娶姑娘为妻。姑娘听从家中骏马的话逃跑，女扮男装，却被识破性别，嫁给一位王子，后生下金胸银臀的儿子。然而蟒古思继续以偷换信件等手段对她进行加害，姑娘被迫携幼子出走沙漠。骏马死去，姑娘按照马的吩咐，割下马头埋葬，马头上神奇地长出一棵檀香树，母子俩爬到树上，追来的蟒古思砍树，狼和狐狸来骗蟒古思，最后喜鹊给姑娘的家里送信，从小陪伴姑娘长大的两条狗赶来，在危急时刻咬死了蟒古思，母子最终获救，过上了幸福生活。[《老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鄂尔多斯文化遗产④》，《阿拉腾甘德尔》民俗民间文学专辑，1982年。]陈岗龙教授在《简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类型》一文中对这篇故事的类型特点予以了分析，将其定位为复合型魔法故事。[参见本书陈岗龙：《简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类型——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研究之一》。]若以这篇故事的内容特征来看，可以说这是一篇带有鲜明蒙古族文化印记的故事，从中可以提取诸多反映蒙古族古老意识与文化观念的母题及关键词，诸如：未卜先知的喇嘛、恶魔蟒古思、猜少女名字、神奇宝马数次救主、父亲十八岁时用的磨刀石、母亲十八岁时用的梳子、成年少女的镜子、宝马施魔法建造蒙古包、女主人公生下金胸银臀的儿子、马头骨长出檀香树、动物与鸟类助人、爱犬为主人除害等等。而这些母题及关键词，在朝格日布讲述的《安岱莫日根和额日勒岱博格达》、《国师》、《尼姑敖敦巴拉的故事》、《宝如勒岱老人的儿子》、《每天早晨谈论昨天的梦的父子俩》、《得到三个宝物的故事》、《阿日吉·宝日吉汗》、《喜地呼尔》等魔法故事中都有大量表现，这类叙事情节的推演基本上都表现为借助某种“超人间”、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情节也多是以变形、禁忌、魔术、感应、咒语、灵魂不死等古老观念为基础构建的，这正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突出表现。
众所周知，蒙古族民间故事受印、藏故事，特别是佛经故事的影响较深，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佛教在蒙古高原长久而又深广的播布。借助于喇嘛僧侣们的讲经及注释佛经故事的多种编著文本，大量印、藏故事尤其是佛经故事在蒙古族民间广泛流传。朝格日布本人当过30多年喇嘛，他讲述的许多故事都可以追溯至佛经故事的古老源头。陈岗龙教授对朝格日布的故事进行研究发现，《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育民甘露注释如意宝饰》等文献是朝格日布讲述的印、藏民间故事的主要来源，在朝格日布生前出版的59则故事中，源自《育民甘露注释如意宝饰》的便有《被狐狸奚落的裸妇》、《麻雀的故事》、《冤枉的七只虱子》、《猫喇嘛念经》、《在青色油漆上打滚的狐狸》、《乌龟和猴子》等11篇故事，约占其出版故事总量的五分之一。[参见本书陈岗龙：《简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类型——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研究之一》。]朝格日布在讲述这些源自印、藏的故事和佛经故事时，注意将其本土化，结合蒙古族地区的生活特点和人们的欣赏趣味作了一定的世俗化处理，使这些外土的故事无论从人物形象塑造到生活环境的描绘，从情节的构成、表述的风格及至主题的呈现等方面，均带有比较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与蒙古族文化韵味。
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指出：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个社会的成员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人类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张“文化地图”。[王海龙：《细说吉尔兹》，（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朝格日布的故事向我们逼真地勾勒了草原蒙古族社会的生活镜像及“文化地图”。游牧族群的衣食之源都是向草原索取，草原上的动物及牧放的牲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资料，因而，对动物形貌和习性的认知，是获取生存资料的必要条件。以游牧为生计的蒙古族民众，久已形成了对各类马匹的丰富认知，能够准确识别马的各种门类及毛色，谙熟马的各种习性，在蒙古族文化体系中，大量的文化符号也是以马作为“表现体”的。在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动物故事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故事情节的演进与“马”的关联很多，对马的称谓繁复别致，饱含感情。诸如：水清草美中嬉戏的蜡白草黄宝马，四蹄生风的亮鬃草黄马，套沁花斑马，绿獠牙笼头金黄马，风轮雪里站枣骝马，金黄色毛的坐骑，二岁子铁青马……这种表述，在汉民族民间叙事中是难以想象和无从寻觅的，
在长期的生存适应中，草原蒙古族民众已经建立起对生境中各种事物的认知系统和范式，草原生境中的多种物类各得其所，并逐渐衍化出各成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此类表述在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游牧群体出于逐水草而居的生计需要，往往对居处地的方位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常见这样的描述：“东南日出方向的宝日勒岱老头儿有个儿子叫宝日胡。西北方向的白噶日玛萨迪可汗有个女儿。跟她相比，我们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不如啊”；“日出东方察合台汗的独生女长的像阿米岱佛一样美丽，像满月一样生辉”；“与西北落日方向的白噶日玛萨迪可汗的女儿指腹为婚”；“去迎娶日出方向的娜仁仙女”；“黄昏十分，让儿媳骑一头黑驴，戴上一顶纸帽，绕着皇城反转三圈。最后，把她往不好的东北方向放逐……”再如，游牧群体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许多动物不仅是牧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其精神信仰中崇信的神偶与对象。朝格日布故事中的一些描述经常以马、牛、羊等动物作为表现体：描述时间过了很久——“只见拴在檀香树上的白马已经瘦得没法看了”；描述英雄的绝艺——“能把奔跑中的黄羊的舌头拔下来，卧着的兔子的睾丸摘下来，而且能做到让它们浑然不觉”；形容英雄的神功——“能追踪十天前走过的蜘蛛脚印，二十天前走过的蚂蚁足迹”；渲染英雄的武力——“额日勒代博格达抓住一头青牤牛的犄角，往两边一掰，抖搂清理它的内脏，在火上烤着吃……”还有一些故事借人格化的动物来表述蒙古族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情节鲜活而又生动有趣，极富讽喻意味。
不难看出，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游牧蒙古族文化特色，他的故事中的画面几乎囊括了草原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景。由于这些故事寄托着游牧蒙古族民众的精神期待，表达了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涵盖了草原社会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也构成了特定区域民众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解释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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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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