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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存数以千计、看上去眼花缭乱的宝卷文本，很多研究者不知如何入手?对此，车锡伦在《中国宝卷研究》“自序”中指出了从宗教学和民俗文化学(含民间文学)研究宝卷的不同途径和关系；在第一编“中国宝卷概述”中对“宝卷”做了新的定义，介绍了宝卷名义、分类、信仰特征和宝卷文献诸多常识；同时，本书附载“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中，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提出宝卷研究中的问题和展望。这些，为研究者提供了进入宝卷研究的门径。
在《中国宝卷研究》的主体第二编《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中，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和同时对中国演唱文艺史的研究成果，言必有据，订正、修订和补充了研究宝卷不可绕过的前辈学者郑振铎、李世瑜和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研究中的一些错漏；同时，贯通古今，构建了宝卷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区性的新体系，为研究宝卷及相关的民间历史文化现象，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本书第四编，又收入了几个专题研究的实例。
车锡伦在《中国宝卷研究》“自序”中介绍，他是“把宝卷作为一种历史的民俗文化现象和说唱形式进行研究的。一方面，在探讨宝卷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宝卷的演唱形态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它同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关系，阐明其信仰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视宣卷和宝卷为一种民间演唱文艺和说唱文学形式，探讨它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它同其他民间演唱文艺的关系。”正因如此，他宝卷研究方面取得较多的突破，同他同时进行中国俗文学史(涉及民间故事、民歌小曲、说唱文艺、民族音乐等)和中国戏曲史、民族音乐史的研究有密切关系。让学界惊异的是，在宝卷研究的同时，2003年他还应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之聘，参加编纂《中国曲艺通史》(2005年出版)；2005年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聘请，参加该院承担国家重大课题《昆曲艺术大典》的编纂(本书总主编为该院院长王文章，安徽出版集团出版中)，担任《大典》的编委和其中《文学剧目典》的主编。他的论文集《中国俗文学研究》，几家出版社要求签约出版。
2005年以后，民间宝卷已被纳入“非遗”，与热闹的“申遗”和大量不惜工本、“搜集整理”出版的“特精装”宝卷文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关的研究没有跟上。在《中国宝卷研究》一书中，车锡伦特地结合对苏州民间宣卷和宝卷的调查，写了“对民间宝卷发掘、整理和出版的建议”一节。为了保存各地作为“非遗”的民间宝卷文献，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原始研究资料，由他倡议并担任总主编的影印本《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按地区分卷编辑)，经过十几年的筹划、多家出版社的反复，其中的《江苏无锡卷》终于可在今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的《中国宝卷总目》由于研究界和收藏界的需要，2009年已经出现了盗印的“第二版”。对此，他又抓紧了对本书的修订、补充，已经超过2000年修订版一半以上的篇幅。
四、出成果培养接班人
由于宝卷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能够花大力气认真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很少。车锡伦对认真研究宝卷的后来者，都给予全力的支持。国内外前来访问、请教他的学者有多少?他没有记录过。他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文系聘请做兼任教授、博导，指导韩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学习宝卷文献学(版本、目录)四年，取得博士学位。这位博士回韩国后便应聘到首尔大学任教。他甘做“人梯”，做“梯队”成员垫底，支持和推荐两位中年学者取得了国家社科规划宝卷研究的课题。现在又收了一位年轻学者学习宝卷文献学，使这门学问在国内不致中断。
自1996年起，车锡伦先后4次应邀赴台湾学术交流，其中两次应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访问学人，在台湾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发表讲演20余场，所讲多为宝卷研究的问题。他的3万多字的长篇论文《明清教派宝卷中的小曲》发表在台湾的国际权威刊物《汉学研究》第20卷1期上(修改后为《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第二章)；台湾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俗文学丛考》(1975)、《中国宝卷研究论集》(1997)、《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它》(2000)、《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2010)等。这些，都推动了台湾学界对中国宝卷和俗文学的研究。
今年已76岁的车锡伦老师，去年九月生病住进医院，但仍放不下宝卷研究。电脑就放在病床旁，治疗间隙忍不住要拿出来敲打几行字。中国的宝卷研究已经烙刻上车锡伦的印记，他也已深深地浸润在宝卷研究中。总结他30年坚持研究宝卷的历程和已经取得的成就，目前，他不愧为“中国宝卷研究第一人”的称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 本文原载《扬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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