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全球化不仅是滋生出一致性的文化认同，而是商品、货币、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维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流动。本文受Sidney Mintz《甜与权力》其他，以糖为镜，审视“糖”在当代社会文化意义的流变，反思在此背景下糖文化的变化路径及大众于其中的承继，试图以此探究社会主体文化观念的更新与价值观的多元。

 

　　关键词：糖与甜 全球化 现代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西敏司（Sidney Mintz）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甜与权力》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饮食人类学之父”。以“糖”为观察对象，探求糖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由各个阶层编织的文化及意义，阐释糖的传播、生产、消费、象征意义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从人类学视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权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历史变迁，把蔗糖产业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分析，开启了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治学先河。

 

　　人类的生存及生物活动依靠从食物中摄取能量来维持，这便是食物最初对于人类的意义。人类身体的不断进化到今天，我们相信人类的饮食不再是简单地满足生物性需求，而是在生物性需求之上承载了文化的品质。正如格尔茨所言，“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追求的是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方式。”《甜与权力》独辟蹊径，如果说早先人类学对食物的兴趣集中在禁忌、图腾崇拜、献祭和圣餐的问题上，那么现在则涉及食物从生产到消费、到其符号象征意义的全部过程。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深刻。西敏司对权力的兴趣与分析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人类学的风格，对蔗糖产业的分析也不是“客观地”描述文化现象，而是选择“主观真实”地尽可能表达自己在蔗糖产地的观察和对于蔗糖发展历史的感受。

 

　　1. “糖”的民族志

 

　　不同于传统田野调查民族志的内容，《甜与权力》是一部“糖”的民族志，糖的生产方式、消费环境及文化、传播途径及变迁，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变仿佛是作为人类学者在异文化里参与观察的体验，将所有通过“糖”为媒介串联起来的现象娓娓道来。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甜的偏好带来的变化是如何让一个特定民族“上瘾”？西敏司以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崛起的英国为例，重点探讨1650年后“糖”象征意义及地位的变化，映射出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兴起。糖一开始从与阿拉伯人的文化交流引入西方世界，最初为了满足上流阶层对“甜”的狂热，催生并加速了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世界糖业资本的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种植园里有关殖民土地和经济主权的抢夺、传播病毒对印第安人的灭绝以及将非洲奴隶作为劳动力个体相互贩卖等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也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垫脚石。因此糖业的发展对应于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工业化进程，重商主义政策体现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与资本的原始积累，蔗糖生产经济效用扩大化成为国家创造税收的突破口。在西敏寺笔下，糖是第一个充斥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随着工业经济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不断变化，社会经营者牵头赋予糖的消费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当糖的供求平衡时，此刻意义与权力碰撞融汇到了一起。糖的用途则在文化传播中发生两种形式的变化：“顺延”和“广延”，二者见证了糖如何步步从奢侈品变身为日常必需品。“顺延”展示出普通民众对贵族阶层的效仿、复制等爱好特长，“广延”则凸显了民众在运用糖时进行的创新及其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发展演变为工人阶级对糖的嗜好与欲罢不能。糖的时代意义不断变化，市场经济或文化模式都像无形的手将每位消费者和各个阶层置身于意义中——you are what you eat.

 

　　2. 以糖为镜：消费文化的投射

 

　　西敏司追踪糖业资本、劳动力、蔗糖产品在种植园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与流动，将对场域的观察与外部资本主义渗透结合，强调外部力量的作用以及在这种作用下各个群体的适应性变化和发展。文化不仅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象征体系，还是一套客观的和具体的经济力量紧密关联的价值和理念。糖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物，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在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是富人。糖最初在特权阶级的餐桌上，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被炫耀性地使用，随着糖的扩大生产，糖逐渐渗透到中产阶级甚至底层社会，糖的社会等级的标志随之淡化，却以各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书中重点分析蔗糖种植园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在19世纪中，中国蔗糖与西方列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某种程度上与茶叶一起对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冲击，茶叶与糖在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流通，这也是为一种文化、货品交流方式，改变了西方人的饮食文化，这一点并未得到西敏司的相关讨论。

 

　　蔗糖具有防腐、保鲜等功能，与糖有关的菜肴随后应运而生，19世纪家庭内部的消费文化模式显示廉价的蔗糖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消费，成年男性则享受昂贵的蛋白质。蔗糖的意象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变化，成为当时社会的缩影。19世纪以后至女权运动蓬勃发展前，糖的地位也与妇女家庭内部地位变化相契合。如萨林斯所说，符号化的过程调和社会理论中结构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符号差异构成的系统关系远远比对显示的文化建构更复杂。蔗糖在家庭内部结构中成为女性与儿童的符号代表，而女性与儿童无论在社会结构还是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所处环境似乎也与当时的糖一样——重要却不受重视。西敏司的研究细致深刻，食物被赋予意义的背后是丰富的历史沉淀和权力关系，文化的偏好和分类体系总是带有复杂的权力配置，这种复杂渗透于政治及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处可逃。

 

　　3. 魅惑的糖：选择的权力与自由

 

　　甜味是为饮食文化中的一种经典，“甜”是人们对这一体验的一种“习得”意义的直接表达。自此，甜不仅代表一种绝妙的味蕾盛宴，也同样代表其他许多令人心满意足的事物。甜及甜的承载物在语言中的意象不仅意味着与甜的物质相关联的特定情感、欲望和氛围，还联系着快乐和健康、气氛的提升，甚至还经常联系着性事。古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关于食与性，在周来祥、陈炎合著《中西比较美学大纲》一书中的论证十分精彩，引一段原文：

 

　　动物性的快感是与其个体和族类的生存欲望密切相关的，前者表现为“食”，后者表现为“性”。在原始人那里，最初的食、性活动还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生物本能，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出现，这些生物性本能渐渐演化为精神享受：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而且还是一种美味；性也不单单是为了交配，而且是一种爱情。这就是动物性快感向人类美感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尽相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从现在的资料看来，中国古代的审美活动最初显然与“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方古代的审美活动最初或许与“性”更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