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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叙事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地位
学术界所称的“史诗”，又称英雄叙事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特有的门类之一。中国汉族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作品）传统数千年，但至今尚未发现称得起是史诗即英雄叙事诗的作品。
史诗，是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的一种，但它的规模要比一般的民间叙事长诗宏大得多。史诗是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一个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的总汇，所以某一民族的史诗，常被认为是这一民族的“百科全书”和形象化的历史。
为什么说史诗是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我们在考察一个民族的史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时发现，史诗不是某一民族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产生的。神话产生于人类开创时期或童年时期；歌谣产生于原始人类的劳动生活之中；传说和故事较原始歌谣和神话产生要晚，它几乎贯穿于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不断地创作和流传。而史诗就不是这样，它产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是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这一时期，作为神话时代已基本结束，人们的热情已不再倾注于天地的开辟、人类的起源、自然万物的生成等荒诞无稽的解释上面去追求自然开辟史。相反，他们更为关心本氏族、本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各民族创世神话中的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徒神话，是神话与史诗的连接点，也是英雄史诗的萌芽。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①]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②]。这一时期，社会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单位，人类也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私有制逐渐产生，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时，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严格说来，史诗中的最高统帅，不是国王和君主，他往往是部落军事联盟的统帅。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并不是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出现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战争的胜利品由全体人民来分配，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说：“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③]。随着财产积累，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扬和崇敬”[④]。这就是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况，也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广阔背景。
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民间的口头创作)也伴随着社会一同向前发展。这一发展，也为史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各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诗歌，融进史诗的内容之中，变为史诗的开端。比如一般史诗从英雄诞生开始。民族诗歌体裁的发展，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史诗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期的到来。
关于史诗的分类，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或古老史诗、原始性史诗)和英雄史诗[⑤]，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前面讲到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
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如蒙古族的《智勇王子希热图》，《红色勇士谷诺干》、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等等，也都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们和长篇英雄史诗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划时代的意义。英雄史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它以长篇的韵文体制，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它绚丽多彩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空白，同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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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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