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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秉持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交流互鉴，海纳百川，从而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是消灭文化差异性的同一性，而是融多元文化于一体，合多元文化成一体的整体性。“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这些古语所表述的都是包容的意义和价值。从源流上看，中华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就是多姿多彩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用“满天星斗”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而在长期的文明进程中，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的同时，又在和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汉唐时期便是如此，如鲁迅先生所评述：“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就是在国势衰微的清末，亦有着师夷长技的诉求与实践，从而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许多异文化的新元素。梁启超曾在20世纪初期满怀激情地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首先体现在地方性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广土众民的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风土不同，民情有别。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反映在“我们的节日”上，就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过同一个节日，却过出了不同的样子，从而从整体上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以中秋节为例。祭月是中秋节的习俗之一，流传于我国诸多地方。仅这一习俗的说法就有多种，如河南中牟称“愿月”，江苏苏州等地称“斋月宫”，江苏镇江称“谢平安”，福建政和称“拜月宫”，广东长乐称“㭬月姑”，广东四会称“拜月光”，贵州绥阳称“敬月光”，甘肃灵台俗称为“献月亮”，等等。至于祭拜的主体、供品、仪式程序等更是多有不同。俗话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似乎祭月是女性的专利，但晋东南却有“女不望月”的习俗，举行祭月仪式的只能是男性。而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祭月是无论男女均可参加的仪式活动。祭月时各地都讲究供品的使用，且有不同的寓意。“八月十五月正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华北地区，祭月多用西瓜。因其形圆，音“喜”，瓤红，籽多，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欢欢喜喜、红红火火、多子多福。上海人家多供四色鲜果，如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寓意团圆的光饼和西瓜、多子的石榴、事事如意的柿子、长寿的花生、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爬月”的螃蟹等。浙江常州的祭月供品则有外壳染红的鸡蛋，贵州开阳还有新摘的向日葵，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还体现在民族性方面。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汇聚成博大精深、多彩绚丽的中华文明，反映在“我们的节日”上，就是不同民族在过同一个节日、共同遵循节日的基本框架和习俗的基础上又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端午节、重阳节，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拜天的做法。《金史》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此外，端午节还有射柳、击球的做法，重阳节则有打围之举。《金史》载：“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契丹国志》载：“九月九日，国主打围斗射虎。”这些习俗都带有北方民族重骑射的鲜明特色。
“我们的节日”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待域外文化方面。元宵节常被誉为中国人的狂欢节，但其起源和早期盛行却和东传的佛教关系密切。目前关于元宵节起源的主流说法之一就是“汉明帝燃灯表佛”说；而元宵节在隋唐时期的迅速兴盛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云：“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法轮、梵声均显示了元宵节及其文化符号“灯”与佛教的密切关联。再如七夕节，宋元之后出现了一种称为“磨喝乐”“磨喉罗”或“暮合乐”的节令物品，学者们多认为“磨喝乐”源于佛教，更有学者直接提出：“‘磨喝乐’其名来源于佛教中大黑天摩诃歌罗（Mahākāla）的音转，其祈子宜男之义来自于佛教中的鬼子母诃利底母（Haritr），其艺术形象则受佛教中的化生童子影响，是佛、儒和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至于今天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转变也明显受到西方情人节的影响，并吸收了西方情人节的多种文化符号。
五、中和位育的和平性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坚持公平，不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和谐共生的特性。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以和为贵的传统。主张“天地根于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在《中国札记》中说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这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间关系上的“和平”表现。然而，中华文明的“和平”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它不局限于国家之间，而指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然有序、共生共荣的宇宙和谐，其中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也包括自我的和谐。“中和位育”的和平性十分鲜明地体现在“我们的节日”之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曰天人关系，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基本关系之一。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顺天应时，与环境和谐共存，共生共荣。《周易·乾》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人合一、顺天应时一方面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命节奏，循时而动；另一方面强调人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努力去促进宇宙和谐，所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在中国人看来，“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因此，天人合一、顺天应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阴阳的变化，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我们的节日”正是按照时序进行安排的。春天到了，“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相继奏响生命之歌。春节贴春联，穿新衣、贺新年；元宵节舞龙狮、闹社火，“福禄寿三星高照，天地人一体同春”；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清明节人们一方面忙于春耕春种，不误农时；一方面放风筝、荡秋千、拔河踏青，以助“生气”抒发。仲夏时节，炎热多雨，疫病多发，是“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刻，端午节习俗活动以全生避害为主题，竞渡、斗草、射柳、击球、抓鸭子等多种竞斗活动，都是对“阴阳争，死生分”的模拟。秋季来临，天高云淡，瓜果飘香，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接踵而来，人们拜星祭月，共庆丰收，并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准备。时至冬季，天寒地冻，万物收藏，百姓得以休息，于是有腊八、祭灶、除夕，人们准备丰盛的食物，感恩天地自然和祖先，犒赏自己的辛勤劳动，与亲朋好友共享团圆幸福。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第二种基本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所指，有国家间关系、族群间关系、村落间关系、家庭问关系、个体间关系，等等。具体到个体，又因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关系错综复杂，也会有矛盾和对立，但是“八政（指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和平”才是社会关系的理想。“我们的节日”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走亲戚”、聚会宴饮、共同参与仪式和娱乐活动等每个节日都有的习俗活动中蕴藏着“敬祖孝亲，慎终追远，佑护儿童，夫妻恩爱，敦亲睦邻，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忠于国家”的文化内涵；这些活动的实践又确确实实为自我与他者提供了定期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场合，展示了温暖热闹、其乐融融的和谐图景。无论是《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还是《过故人庄》中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节日”在调节社会关系上又各有重点，春节和中秋节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综合性，清明节重在调节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以及家族关系，端午节重在调节姻亲间关系，七夕节重在调节夫妻恋人关系，重阳节重在调节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关系，等等。如此不同的节日互相补充增益，共同维系和谐友好的社会关系。
自我身心的关系也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基本关系。如果说“血气和平，志意广大”是处理自我关系的理想，那么“我们的节日”就为其表现和养成提供了时空。“我们的节日”有丰富多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饮品食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也可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美好、健康长寿的憧憬，甚至过年时的屠苏酒、端午节的菖蒲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还具有保健卫生、延年益寿的实际功用。节日里的鲜衣靓妆、空间装饰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体验生活之美、人生之乐。节日里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春节的舞龙舞狮，元宵节赏灯走桥，猜灯谜、放烟花、闹社火，清明节的踏青、斗鸡、放风筝、荡秋千，端午节的竞渡、斗草、射柳、击球、抓鸭子，七夕节的乞巧，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赏菊，等等，都可以让人愉悦轻松。不仅如此，节日也是人们休养身心、提升道德修养的良好时机。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节对逝去祖先与先贤的祭奠、端午节对屈原的缅怀、重阳节对老人的尊敬与关爱，都能对个体起到道德教育、促进“志意广大”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节日”虽各有其名，各有其时，各有其源，各有其习俗活动，但都体现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并发挥着促进不同层面和谐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参与，人们协调天人关系，更新社会关系，并让个体的身心关系得到调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皆能和谐的理想境界。
结语
“我们的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典型例证。而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唯实求变的创新性、共贯同风的统一性、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中和位育的和平性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彼此作用。“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包容性为连续性注入动力，为统一性赋予韧性，让创新性得以可能，也为和平性奠定基础。反过来，“连续性”“统一性”“和平性”也保证了“包容性”，它们涵养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开放纳异的博大胸襟，使得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五千年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节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得以形成的深厚滋养。同时，“我们的节日”之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传承弘扬也具有重要价值。今天，“我们的节日”在实践中的创新已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无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起全国亿万民众团结奋斗的力量，“我们的节日”作为全国范围内多民族共享的中华标志性文化，长期以来就像粘合剂一样，粘合家庭，粘合社区，强化个人同家庭、家乡、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联系，在促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年复一年“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的其乐融融中，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深情思念中，我、你、他形成“我们”，是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肯定性体认。今天“我们的节日”能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此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们的节日”蕴含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家庭幸福、个人健康等和平性诉求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讲好节日故事，过好节日生活，不仅有助于其他国家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理解，亦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
中华文明在世界多元文明中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节日”也多在一千年前就传至东亚诸国，至今在其社会生活中传承并发挥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的节日”正在更多地走向世界。2009年，“中国端午节”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年，与传统节日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3年，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法定假日的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而且反映出对增进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重要贡献。“我们的节日”中的“我们”所指，正在涵盖更大的范围。
“我们的节日”是由“我们的”与“节日”前后连缀而成的词语，在这里，“我们的”并不强调节日的所有属性，而是强调认同属性。作为实践领域振兴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和抓手，用来指称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但是如果考虑到节日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客观上必然包含群体的认同，那么每一个节日都可以称为“我们的节日”。需要看到，“我们的节日”这一词语不仅对节日为群体共享之事实有描述性功能，还因为“我们的”与“节日”连缀使用，具有突显共享和认同的引导性功能。因此，“我们的节日＂不仅在实践领域对节日保护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它也为节日研究提供了一个突显主体、强调认同，并可以进行内观（我们看我们）、对话（我们与你们）、对比（我们与他们）研究的新视角。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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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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