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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谦]交杯酒及其他——漫话宋都婚俗
  作者:刘德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03 | 点击数:3856
 
       尽管世界上的婚礼千奇百怪,但却往往各有自己的关键仪节。在国外,有的是交换戒指,有的是同饮一杯甘泉,有的是共尝一块面包,有的是向新娘呈献钥匙,有的是遗送新娘大量槟榔,……如要找我国古代婚礼的关键仪节,那大概应推交杯酒了。

  “交杯酒”又可称为“交杯”、“合欢杯”、“合瓢”以及“交卺(jǐn)”等,追溯到上古,就是新婚夫妇同食共饮的“共牢”与“合卺”。合卺就是早期交杯酒的名称,正因为它在婚礼中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所以后来人们便把“合卺”一词作为婚姻的代称。

  现在人们谈到交杯酒一词时,往往溯源到宋代。的确,使用交杯酒这一名称的早期记载,大多是出自宋人的笔记之中。如据王彦辅在宋徽宗政和五年追序总成的《麈(zhǔ)史》、孟元老在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编次成集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在宋度宗咸淳十年脱稿的《梦粱录》,有关交杯酒的记载是这样的:

  “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

  “(合髻)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

  “(撒帐后)命……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①上古已有的合卺这一婚仪,已经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从北宋到南宋,它已取得了交杯酒这一名称;②宋代的交杯酒使用的已经是两个酒杯了;③酒杯杯足或盏底,须用彩丝连接;④彩丝有红绿等色,并且绾为同心结之类的彩结;⑤饮交杯酒的方法是新婚夫妇交互传杯共饮。

  另一方面,在宋代官方文件或某些意在指导的著述中,尽管对不同身份的人要求的婚仪繁简相去甚远、使用的物器大有差异、连交接的语言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皇太子纳妃仪还是皇子纳夫人仪,无论是帝姬降嫁仪还是宗姬族姬嫁仪,无论是诸王以下婚仪还是品官婚仪,乃至于庶人婚仪,共牢合卺的仪式也都不可缺少。

  上古婚礼中的共牢合卺,就是见之于《礼记》的“共牢而食”、“合卺而酳(音yìn)”,也就是《仪礼》所载的“三饭”、“三酳”。根据三礼的原文、郑玄的注文和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的疏释,这同食共饮的主旨并不是为了吃喝。共牢,即举行婚礼时,新婚夫妇共吃祭祀后的同一肉食,以象征自此以后夫妻尊卑相同;合卺,即新婚夫妇各用一爿瓜瓢喝酒漱口,以表示自此以后夫妻相爱相亲。在合卺的早期规定中,酒器是“四爵合卺”,即四只爵和用一个匏瓜剖成的两只卺,六只酒器供新婚夫妇各酳(即用酒漱口)三次,第三次用的就是卺。

  由此看来,我国早期婚仪中的共牢合卺,到宋代的确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单就所用的这个卺而论,北宋中叶司马光的《书仪》中还只是言“卺”(见卷第三),而在北宋末期正式推行的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里,对合卺所用的“四爵两卺”,“以常用酒器代之”,便给予正式的认可(见卷一百七十三等)。这样一来,合卺也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了交杯。我们不妨说,唐代已有了“合欢杯”的名称,在北宋仍然还处于变化之中,或许还未普及到全国,所以《麈史》的作者在记录交杯习俗时,曾在前面加上“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的话。

  实际上应该承认,整个婚仪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从有关材料看来,隋唐以至宋代正是这个变化的重要时期。司马光的《书仪》,详尽记述古婚礼的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也许是希望把当时的婚礼纳入一个以古礼为依据的规范里。此书虽然“元丰中荐绅家争相传写,往往皆珍秘之”(见宋版《书仪》之序),然而在实践上却收效甚微。而郑居中等主撰的《政和五礼新仪》正是针对五代之后“礼废乐坏”的情况,在宋徽宗赵佶的亲自参与下而制定出的一个官方的规范。这部二百二十卷新仪的制订,意在“推而行之,……以兼明天下后世”《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然而效果仍不能尽如人意。因为尽管当初制定时的意旨是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但却仍离当时的现实太远,加之“俗儒胶古,……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贪寠细民,无厅寝户牖之制,无庭阶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以至于新仪反倒成了“害民之本”,只好落了个“可更不施行”的结局。(《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八)

  那么当时宋都通行的婚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综合多种资料,其习俗大体是这样的:男女双方家庭先经过媒人互通草帖,两家初步同意后再通细帖,帖子里除各写上拟成亲的儿女的姓名、排行及生辰之外,还须写上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姓名、官职及财产状况等等。有的人家这时候还要相媳妇。在了解了对方家庭和对方容貌举止之后,便可以下定礼,有人认为这就相当于上古婚礼的纳彩。下定礼后再过一段时期便可以下聘,这种下财礼的活动就是六礼中的纳币(又称纳征、纳成)。当时对门第和财产都是相当看重的,讲究的是男方下定、女方回定,男方下财礼、女方送嫁奁,并非单向的财物转移。当然也有女家资助男家或男家资助女家的。古之亲迎,这时又称大礼,是相当热闹的。迎亲前,男家要到女家“催妆”,送些冠帔、花粉一类供女方打扮使用的东西;女家要到男家“铺房”,派人用女家准备的帐幔、被褥之类的东西把新房装点起来,有钱人家自然可以摆陈金银器物、首饰珠宝,小户人家也不妨摆出衣服鞋袜。迎亲那天,男家率引花担子或车子到女家迎亲,花担子就是后来所说的花轿。新娘上轿上车后,轿夫车夫却不肯行动,到了男家后,又有人拦着不让进门,目的是要吉利钱、要喜酒吃——很显然,这是唐代“障车”活动的陈迹。新娘下车或下担后,还有“撒谷豆”的习俗,就是在新娘快进门时,旁人用谷物、豆子、草节,以及金钱、果子等望门而撒,据说是为了赶走守在门口的三煞(即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以求得吉利太平。接着还有新娘“跨马鞍”、“坐虚帐”,新郎“高坐”等这些源自北方兄弟民族的习俗。接下便有后来被称为拜堂的活动,宋时叫做“牵巾”,即用红绿彩缎绾成象征恩爱的同心结,男女各执一头,相向相牵而行,先拜祖先,然后回房夫妻交拜。交拜后坐床时,还有“撒帐”和“合髻”的习俗,接下去便是新婚夫妻互相传饮交杯酒了。喝完交杯酒,新人便出到新房外答谢亲友,大家入席饮食尽兴后,这天的婚礼就算结束了。喝交杯酒时,对杯子的处理也很别致,起初是“掷杯于地,验其俯仰”,“盏一仰一合,俗谓大吉”;但这一仰一合并不是每次都能办到的,所以后来干脆“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于是宾客纷纷再度贺喜,掀起婚礼的最后高潮。

  婚家欣喜,贺者热烈,这一贺婚的内容在宋代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中也得到了反映,以至出现了不少专为祝贺婚姻的词作。“歌喉佳宴设,鸳帐炉香对爇。合卺杯深,少年相睹欢情切。罗带盘金缕,好把同心结。终取山河,誓为夫妇欢悦。”(无名氏《少年游》)“倾合卺,醉淋漓。同心结了倍相宜。从今把做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无名氏《鹧鸪天》)这些句子所写的,正是婚礼中交杯的仪节,正是同心结所象征的永结同心、交杯酒中体现的情感交融。这种用以祝贺他人婚姻的词章,尽管今天还难以推出公认的名篇,但在宋词中,它们仍占有自己的一份位置。姑且放下已知的一千四百余有姓有名的词人不说,仅无名氏的这类词,现收于《全宋词》中的就超过了三十首之多。更有趣的是,在大量的词牌中,这三十余首便有好几首专门选用了词牌《贺新郎》。《贺新郎》又称《乳燕飞》、《风敲竹》、《金缕词》、《金缕曲》等,究其原始,宋人意见也相互抵牾:一说就是苏轼守钱塘时为官妓秀兰所作的那首《贺新凉》,一说《贺新郎》的出现远在苏轼之前。但无论是《贺新凉》误名成了《贺新郎》,还是早就有了《贺新郎》,这词牌的演生或存在,正说明了宋词的创作已经涉足于宋代贺婚的领域。而这类词的实际数量,在宋代用于祝贺的词作中,大概仅次于贺生祝寿之作。

  值得补充一提的是花担子。花担子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花轿,也就是把原有的担子用于迎亲。担子又叫肩舆、轿子等。它的始源,据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说,是从巴蜀地方妇女所乘的兜笼演变而来的;《唐会要》、新旧《唐书》、《新五代史》、《宋会要》、《宋史》等都有肩舆或担子的记载;《老学庵笔记》也记有徽宗南幸乘坐轿子的事;如据《世说》、《晋书》,肩舆的使用还早在唐宋之前。那么婚礼中的迎亲又怎么从用车变成用花担子的呢?对此,司马光是这样分折的:“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车,乘车即呕吐者,如此即自乘担子。”发展到宋时,已经是“世俗重担子,轻毡车”了。孟元老在记述东都风俗时还是车子与花担子并提,郑居中的新仪也说女乘牛车或担子,而吴自牧等所记述的临安等地的婚俗中便不见车子了。看来婚礼中花轿取代车子的事也是在宋朝。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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