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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影像视域下的中国南方史诗与仪式
  作者:吴晓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19 | 点击数:2432
 

摘要:在未到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至今,各民族的史诗基本被整理出版了,史诗的名录是明确的。但随着影像设备的普及,人们试图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以前纸质版史诗的时候,一些问题就出现了,很难以影像的方式去完成前人整理出来的史诗拍摄。这不仅与以前史诗的“整合”有关,同时也与史诗演唱的仪式语境有关。

关键词:史诗 仪式 语境

 
  在介绍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史诗情况时,我们大多会沿用多年来的一贯知识,罗列出各民族一些几乎为学界常识的史诗名录,比如说苗族史诗有《苗族史诗》(《苗族古歌》),阿昌族史诗有《遮帕麻和遮咪麻》,等等。但是,这些史诗在民间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呢?它们真的是一部部独立的史诗那么简单吗?
 
  学界也一直强调在整理史诗文本的时候要尽量交代史诗演唱的语境,即史诗在什么情况下演唱的。不过,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搜集整理的过程如果不是对仪式语境演唱的记录,自然也就难以做出详实的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像设备已经普及,人们不再满足纸质版的史诗文本,开始希望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下这些被人们熟知的史诗。笔者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0年就开始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至2010年结项,完成了两期。从2011年,又开始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史诗自然也是拍摄的重点内容。笔者一直参与这一资料库与档案库的建设,经常去南方各民族地区拍摄史诗演唱遇到了史诗与仪式的不少问题。2012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史诗百部工程”项目,拟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中国各民族的史诗。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学术服务的,所以,对拍摄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如果有演唱语境的,必须在语境中拍摄。这里的演唱语境,指传统中史诗演唱相应的场合,比如丧葬、婚礼、新房庆贺等等,我们可以统称为仪式。但这个要求往往是项目实施过程遇到问题最多的,在拍摄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史诗问题同样逐渐暴露出来。笔者曾经参加过这一项目的一些工作,就此项目所遇见的史诗与仪式的问题有一些感想,觉得阐释清楚中国南方史诗与仪式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史诗及其演唱语境仪式的构成
 
  在拍摄史诗演唱之前,我们得知道中国大概有哪些史诗,也就是得先梳理一下各民族的史诗名录。这个工作并不难,之前各民族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史诗文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系列书籍都对本民族的史诗有所介绍。从这些资料可以比较轻松地罗列出各民族的史诗名录,比如壮族有《布洛陀》、彝族有《阿细的先基》《梅葛》《支格阿鲁》、纳西族有《黑白之战》《创世纪》、佤族有《司岗里》、哈尼族有《哈尼阿培聪坡坡》《十二奴局》《雅尼雅嘎赞嘎》、阿昌族有《遮帕麻和遮咪麻》、景颇族有《勒包斋娃》、傣族有《巴塔麻嘎捧尚罗》《厘俸》、拉祜族有《牡帕密帕》《古根》《扎努扎别》、瑶族有《盘王歌》《密陀罗》、畲族有《高皇歌》、黎族有《五指山传》、苗族有《苗族史诗》《亚鲁王》。但是,这些原来是一部部被公认的史诗,如果要以影像的形式将它们拍摄下来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这一复杂状况和史诗与演唱仪式语境密切关系的程度有关。
 
  中国北方的史诗,大多可以随时随地演唱,也就是说,如果原来有仪式语境,它们目前也已经脱离了这一语境,成了一种表演。与其相比,南方的史诗相对来说更多地在相应的仪式中演唱,有的史诗内容没有相应的仪式是不能演唱的,艺人也都遵守着这样的规则。
 
  仪式类型的划分很复杂,有不同的分法,从制约史诗演唱的角度出发,可以划为民间信仰类仪式与非民间信仰类仪式。非民间信仰类仪式在这里指婚礼以及一些脱离了信仰性质的节日,这些场合主要是起到聚众的作用,在这些场合很可能演唱史诗,但它对史诗演唱的内容、形式没有什么制约性。相反,民间信仰类仪式具有比较严格的程序,在这些仪式中演唱的史诗受到的制约比较大,在什么环节演唱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
 
  那么,具体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从目前了解的情况以及史诗与仪式的吻合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一个仪式与一部史诗基本吻合,二、一个仪式含有多部史诗,三、多个仪式的演唱内容可整合为一部史诗。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在丧葬中演唱的,它与整个丧葬仪式词虽然也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在苗族西部方言区,特别是贵州紫云一带,苗族丧葬中要请东郎进行演唱。整个丧葬仪式可以分为报丧、请先生算发丧时辰、守灵、牵马到各村报丧、砍伐砍马桩、进客、砍马、杀开路猪、呼唤亡灵、述平生、求保佑、给亡灵讲述历史、杀开路鸡、指路、发丧等诸多环节,以下是这些环节与东郎演唱内容的对应:
 
 
  从这一对应表可以看到,在这一区域的苗族丧葬中,各仪式环节所演唱的内容基本上能与史诗挂上钩,这里几乎把所有的丧葬民俗起源都追溯到亚鲁王身上,即使是讲述砍拴马桩,也说是亚鲁王开的先河;用鸡为亡灵引路,也说是亚鲁王第一个做的。不过,就目前见到的陈兴华演唱的文本而言,《指路经》部分与亚鲁王没有任何关联。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很多丧葬的引路都是指引亡灵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一步步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些指路经在很大成度上可以视为反映了民族来源的迁徙史诗,但是,麻山地区苗族丧葬上的《指路经》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它是指引亡灵往天上走,甚至要经过日月,麻山地区苗族认为祖先是居住在“天堂”里。所以,《亚鲁王》只能说与整个丧葬里的唱词基本一致,并不是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有的唱词内容是纳入不进“史诗”这个概念的范畴的。目前,一个仪式中的演唱内容完全与史诗吻合的,尚未发现,估计也没有。所以,我们在以影像记录中国南方史诗的时候,看来得打破以前惯有的观念,即以为某部史诗在某个仪式中演唱,这个仪式中演唱的所有内容就都是这部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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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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