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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苏民教授在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研究生学术活动周做主题讲座
（资料图片）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我受这个研究所创办人费孝通先生开创的“东西部结合研究”之启发，渐渐开始 “西行”。作为一位以东南民族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为主业的研究者，在穿行于西南之间，我暗自生发了某种“西北心态”。所谓“西北心态”，无关乎学术研究的地区转向，其中奥妙之一，是郝苏民先生。
我对郝先生的称呼是 “郝师”。“郝师”中的“师”字，是我内在感受中郝先生与我之间关系的贴切称谓。在我印象中，郝师一向不倚老卖老，他热爱与晚辈为伍，在教导我们时采取了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循循善诱。我对这有深刻感受。有一次到兰州，我观察郝门的师徒关系，有一个发现：尽管二位高足对郝师毕恭毕敬，但一旦谈及学术问题，他们便变得有些“不恭”，善于表现自己的见解，而郝师在此刻，也立刻变了样，从“教坛”上走了下来，谦卑地面对学术。
来兰州数次，有机会到西北民族大学郝门聊聊，我总借机表露我的想法——郝师这代人亲历了新中国六十年的种种风波，对于我们从事的学问之风风雨雨更是有深刻体会，这些东西不仅能展现郝师这类人物的“奋斗”，而且与我们的学术命脉息息相关，若是能做他的口述史研究，那意义将很重大。
郝师的外貌与其内在的 “自我”之间，形成了一种少见的连贯性，融合成一种叫作“人格”的东西，展现出一种难以推翻的青春。郝师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其“己”，或其“自我”，自身即为“世界”，他带有世界的特征。
郝师的“体质特征”，既成于祖传，又成于其传奇般人生。郝师是保有 “波斯胡”特征的回人。1950年以后，他成为了一位在心灵上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曾以蒙古语翻译汉语笑话，以汉语翻译蒙古语笑话，在权威报刊刊载。他21岁成为“助教右派”后，曾“流落”于甘南甘加草原，与藏民、牲畜、草木为伴，在这个艰难的岁月中，学会了藏语。郝师一向对西北各民族民间文学富有激情。改革开放后，他除提出著名的“卫拉特—西蒙古研究”并身体力行对此进行民间文艺学式的研究外，还致力于蒙古八思巴文的释译和考辨，同时，通过对蒙古语族各族群及周边其他族群的民族志研究，展示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性，呼应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张。从创办民俗学专业，到营造一个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三位一体的学院，郝师在学科建设方面，建树卓越。
郝师主编《西北民族研究》，这本杂志创刊于1980年代中期。在他的精心雕琢下，杂志始终坚守 “学术杂志特色”，从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郝师时常在主编前言中表白自己对于时事的反应，其文风，俏皮辛辣，却不失严谨性与勇气，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情怀。《西北民族研究》主要刊登的论文和学术评论，多为我“望洋兴叹”，其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西北诸民族与文明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郝师的专长，似为某种基于语言学与民间文艺学的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然而，其所办杂志，视野却远比这一风格显著的学术取向广阔。我暗自常想，一个人物的创造，通常就是这个人物的自我，从文化上看，郝师似乎也是整个亚欧世界之综合体;这位通晓数种语言文字的老师，对其他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文化都兴趣盎然。作为郝师之功业的《西北民族研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郝师本来的“他”。这个“他”离我很遥远，我很难“领悟”，但正是这个遥远的他，时时能提醒我，处在亚欧大陆枢纽地带的人们，本应给予我们这些“旧大陆”的人类多少启发。
我说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不是否定人物的局部性。郝师与《西北民族研究》一样，是世界的一个局部中生长出来的。然而，无论是人还是物，其整体意涵时常是从其局部处境中获得的。郝师与他从《西北民族研究》展示出来的那个世界的局部，都以“枢纽”，或者说以“缩影”为方式，让我们感受着这个世界的丰富。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10月2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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