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图传》又称《中兴图传》，今存日本京都有邻馆中。它分两个长卷，即《图画卷》及《文字卷》。1963年，李霖灿先生著《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由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出版；198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重刊时，首次用原色彩版公布了《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南诏图传》等珍贵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关于《南诏图传》的年代，美国海伦嘉颦博士（Dr.Helen B.Chapin）依图书卷上之观音形象，推断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作品。（注：转引自李霖灿：《大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55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行。）李霖灿认为当是文经元年（945）稍后的摹本，但不肯定是否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再摹本。（注：转引自李霖灿：《大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55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行。）向达先生依画上文字“全无唐人笔意”等项，认为最多只能是大理时代的画，不能看得太早。（注：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1期。）近年，汪宁生先生考释认为：原画作于中兴二年（898）；“文武皇帝”部分补作于郑买嗣时代（903－909）；今日所见者可能是一个晚期之摹本。（注：汪宁生：《〈南诏图传〉考释，载《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笔者赞同汪氏之说。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今日所见之《南诏图传》可能是崇佛的张氏家族保存下来的一个摹本或底本，而不是进呈中兴皇帝的那幅画卷。理由有二，首先，《图画卷》及《文字卷》上皆有错字、漏字，并加上了小注，它不可能是进呈皇帝之原件；其次，图传中屡屡表现张氏信佛之举。自“开南普苴诺苴大首领张宁健”、子张健成（即张化成）、“三赕白大首领张乐尽求”、“酋望张傍”、“大清平官、澜沧郡王张罗疋”及儿子“大军将张疋榜”、“银生节度张罗诺”、“本《图传》上呈者之一、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到更堪注目者是陪侍“文武皇帝”的“侍内官、幕爽长、赞卫、丘双、赐姓杨”者。此杨姓者旁有注云：“赏看（着？）装龙头刀、臣保行，即是白崖、乐尽求、张化成节（族？）内人也。”故知此人原名“张保行”，是白崖张乐尽求、张化成之族裔。推测张顺所保存之《南诏图传》“底本”或“摹本”，由家族传至张保行，张保行补绘了“文武皇帝”供养画面，再传于后代。

一、《文字卷》的史料价值

《南诏图传》之《文字卷》，一向不受重视。海伦嘉颦、向达、徐嘉瑞、汪宁生等先生对《文字卷》均无论列；不少学者以“虚幻之神话”视之。实际上，尽管《文字卷》中有种种神话之色彩，但它仍是研究南诏早期宗教史最珍贵之史料。李霖灿首开研究之端倪，继有张增祺氏借以研究南诏之纪年。（注：张增琪：《〈中兴图卷〉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载《云南铁器时代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南诏图传》是由“巍山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和“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张顺二人为响应皇帝舜化贞之号召而作。

他们依据的文献是：《巍山起因》、《铁柱记》、《西耳河记》及《张氏国史》等，今诸书已佚失，赖此图传，传递了早期的信息。他们的《图画卷》，亦非凭空所造，应是参考了或摹写了保和二年（825）张疋傍等人奉命查找“圣源”时所进奉的“绘图”。

正因为王、张二人掌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皇帝下“敕书（二月十八日）后不足一个月（三月十四日），他们就呈上了奏章及《南诏图传》。

《文字卷》明显地可分为三大部分：

1．“圣僧七化”，摘自记载南诏的《巍山起因》以及记载白蛮张氏的《铁柱记》、《张氏国史》之“图书圣教初入帮国之原”部分；

2．“中兴皇帝敕书”；

3．王奉宗和张顺所写的“赞颂”，也参考了《西耳河记》。

其中，“中兴皇帝敕书”是《文字卷》的核心，是现存南诏宗教史上最早的一份官方文件，全文如下：

“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札之灾，吾谷有丰盈之瑞。

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帮，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于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奉。

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

中兴二年二月十八日。”（注：引自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后所引《文字卷》资料，皆引自李著，不另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