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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禄国是一位俄国人的中国名字，他的俄文全名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这位俄国学者1922年移居中国，1939年逝世于北京，后半生有将近20年在中国度过，绝大部分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94年，费孝通还在深情地怀念这位1933年收他为弟子、指导他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使他受益终身的恩师，并以未能详细了解其生平、甚至连其出生日期都不清楚为憾。
一
史禄国1887年7月1日生于俄国古城苏兹达利。父亲是军医，居处不定，因而史禄国单是中学就上了三所。由于生病，未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在亲戚家修养了一年。1905年前往法国，考入巴黎大学语文系。与此同时，他又去当高等政治经济学校和巴黎人类学学校的旁听生。1908年在巴黎与伊丽莎白· 罗宾逊结婚。婚后不久，应召回国服兵役；因身体不适合当兵，又回巴黎继续深造。1910年获得巴黎大学语文学博士学位后，同妻子一起回到圣彼得堡，在俄国皇家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工作。
由于当时的俄国不承认外国文凭，史禄国不得不先到南方的阿尔马维尔中学去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然后才得以在1911年9月进入彼得堡大学，成为该校数理系自然部的一名大学生。对于他这个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大学本科的功课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如同在巴黎一样，他同时又去旁听人类学课程和民族学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讲座，因而得以参加萨拉托夫省与库班省的考古调查。四、五个月之后，他听取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院士的建议，选择通古斯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一选择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1917年9月20日，俄罗斯科学院文史部向科学院院务委员会正式提出报告，请求批准史禄国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编外人类学者、该馆人类学部主任，派他前往中国东北，完成通古斯族群语言和风俗的考察，因为他“工作勤奋而又有能力，在人类学方面颇有造诣，并对通古斯族群进行过成功的调查”。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当场表决，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对史禄国的任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办公室的有关文件明确，授予史禄国的职称是“人类学助理研究员”。在此之后，10月2日，史禄国按规定致函临时政府，请求批准这一任命，并于两天后获得批准。最近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说史禄国“26岁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不知有何根据。
1917年10月11日，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批准发给史禄国夫妇护照，并委托他在此次考察中组织科学院远东长期考察队。
二
就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夜，11月6日，史禄国夫妇离开彼得堡前往远东。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城市，尽管直到1923年，史禄国依然是彼得堡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维什涅夫斯基接替他之前，他依然是该馆的人类学部主任。对于这次考察，他本来制定了一个涵盖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宏大计划，并已开始在俄国远东、中国黑龙江以及北平实施，只是由于俄国内战爆发及其所造成的局势混乱与资金匮乏，才迫使他于1918年夏天中断工作，经哈尔滨前往海参崴。
1922年1月底，他被远东大学聘为远东国家民族学和地理学教研室编外副教授，讲授西伯利亚考古学、民族学和通古斯语。他在远东大学执教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却完成了两部重要学术著作的初稿：《满族的社会组织》与《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后者是史禄国最重要的著作，是他长期探索与研究的结晶。此书的部分章节曾以《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以及民族共同体分类中的地位》为题，在海参崴出版。
远东大学领导高度评价他的著作，答应资助出版。为此，他专程前往上海洽谈出版事宜。本来打算先出《满族的社会组织》，只因专门的语言符号印刷困难，才决定先印俄文版《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但是，事情的进展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顺利，使他不得不写信给远东大学校长，请求同意延长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
他没有料到，在他写信的第二天，红军就摧毁了白军的最后反抗，开进了海参崴。远东大学的新领导收到史禄国的信后，只将它归入档案，未予回复。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公告：凡不在1922年10月26日来校报到的教职员，一律开除。史禄国就这样被远东大学开除了。得此信息后，他直接写信给校长，声明自己在离开学校后所做的和即将做的一切，都对学校有益，希望校务委员会改变这一决定。但校方没有理睬，他自然就难以回国，只有流亡异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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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3月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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