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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背景下，将“诉苦”作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来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认知以及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与特点，进而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过程。而在此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所采取的几乎都是从国家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视角。
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基本框架的基础。那么，在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和几乎是文盲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苦难”之于国家观念的形成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曾以中国社会史材料出色地描述与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立过程。他指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而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并且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从而丧失乡村精英的沟通与支持作用，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1]
与这种过程和逻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和传统的民间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进行了更彻底的摧毁。也就是说，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受到了更彻底的破坏。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过程却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一种“总体性社会”的框架得以形成。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生的？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如何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从而使其穿透日常生活的层面，与阶级意识并进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的。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不仅成为日后与之相伴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且是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塑造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基础。换言之，这种“民族形成”的过程，是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二、分类：从农民的框架到意识形态的框架
1.“苦难”与阶级：在现实与表达之间
黄宗智在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文中极富洞见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中现实与表达的关系。他使用“客观性结构”、“表达性结构”、“客观性主体”、“表达性主体”四个维度来表述其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多重关系，从而对有关农村阶级斗争中表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解释。他正确地阐述了“表达性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但却并没有回答如何在这两维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以及这种建构对于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新的联系纽带所具有的重要涵义。
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与表达存在偏离的情况下，国家毕竟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土改运动和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重构了乡村社会结构，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治理目标。而作为国家仪式的“诉苦”和“忆苦思甜”正是弥合农民的苦难与阶级之间、现实与表达之间距离的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
2.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分类
假如我们同意黄宗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就会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分类概念还没有引入的情况之下，农民是如何进行分类的？他们在分类时使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分类，对日后的阶级建构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贫富之分、亲缘之分和道德之分是农民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分类。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分类，转变到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分类，土改运动特别是其中最为常用的“诉苦”是重要机制。
3.从道德化的个体到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
已有的对土地改革过程中诉苦的研究正确地指出了诉苦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是重构社会认同、划分阶级，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重新分化与整合的努力。[2]诉苦的这一功效主要是通过阶级分类而实现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初，其所面对的是一个广袤而凋敝的乡土社会和分散而“落后”的农民大众。要将其组织成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力量，塑造成新国家的人民，分类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阶级的分类是社会动员不可缺少的基础。
诉苦斗争大会，家庭诉苦会，数村合斗地主的形式等，都是作为使农民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化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的机制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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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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