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关键词：越南；潮州系华人；盂兰盆节；供品；祭宴

 

 

　　一、问题的提出

 

　　因日本现在采用公历纪年，所以盂兰盆节是在公历八月举行。但是，日本在采用公历之前，与中国、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盂兰盆节都是在农历七月举行的。

　　盂兰盆节中的“盆”字，源于佛教的“盂兰盆”一词。不过，一个较为有力的说法认为，作为祭祀基础的《盂兰盆经》是中国所作的伪经，因此，这一祭祀在使用汉译佛典的大乘佛教社会中成为了标志性活动。但在上座佛教社会中并没有盂兰盆节。例如，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上座佛教寺院里，农历七月十五日没有任何祭祀活动，但是在一个月后，会举行被喻为“高棉人的盂兰盆”的“亡人节（Pchum Ben）”。

　　在香港，盂兰盆节被称为“盂兰节”，英语称作“Hungry Ghost Festival”。“Hungry Ghost”是指没有子孙供养的饿鬼（汉语中写作“孤魂”），供奉此类饿鬼的宗教礼仪是盂兰盆节中重要的活动。在日本的佛教中，一般也使用“施饿鬼”一词。另一方面，在越南，盂兰盆节被称作“盂兰（Vu Lan）”，是在大乘佛教寺院举行的重要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也被称为“母亲节”。《盂兰盆经》中所提到的目连尊者的故事，讲述了目连尊者拯救掉入饿鬼道的母亲的故事，盂兰盆节活动也由此开始与食物、祖先祭祀紧密相连。

　　亚洲各地在农历七月举行的祭祀活动，虽然以盂兰盆节为中心，但也与其他活动相连，历时一个月。就此点而言，“七月祭”这一用语，与本文介绍的越南南部潮州系华人所使用的“七月节”这一当地用语相重合，比“盂兰盆节”“中元节”的说法涵盖范围更为广泛，更符合学术性的探讨。

　　那么，对于祭祀的普通参与者而言，什么要素才是最受重视的呢？恐怕不是目连的故事，也不是基于此的佛教礼仪，而是在祭祀活动的舞台装置中写下自己的祖先的名字和为祖先准备的东西，即可被燃烧的纸制祭祀用品、食物供品等物质文化。日本的盂兰盆节也会令人想起漂在河里、海里的灯笼。香港盂兰盆节中的标志性场景，也是老年人排很长时间的队争领“派米”（分给穷人的米）这种慈善意义的赠与。

　　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越南，各自的盂兰盆节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家中和周围举行的小规模活动，一种是在公共场所开展的大规模活动。对于守护中国传统习俗的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七月祭”，目前关于各方言集团将歌剧作为供奉在舞台上所举行的大规模活动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大量成果。这些研究多以礼仪和戏剧为焦点。近年来，仪式的扩大化、华美化也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关于极具“盂兰盆节”特征的供品和赠与、与仪式没有直接关系的祭宴等相关情况的调查研究却少有研究。例如，研究马来西亚槟城盂兰盆节的白瑾(DeBernardi)指出了在餐厅举行的祭宴的重要性，并谈到被邀请的名人和政治家通过在那里募捐，将他们的财富转换为名声与功德。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关于他们在祭宴中如何与共同体产生联系、也没有关于食物与饮食的详细记述。

　　宴席（Feast）在整个七月的庆祝祭典（Festival）活动中极为重要。如果单就结论来讲的话，剔除盂兰盆节活动中的诸多要素后，祭宴就成为了其核心部分。而且，这或许就是从西洋基督教文化圈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显示“共同体（Community）”协作性的“共食（Communion）”行为。

　　这一假设也与最近日本民俗学的盂兰盆节研究成果相吻合。关泽真由美利用柳田国男提倡的“重出立证法”，展开了对盂兰盆节活动的地域比较研究。关泽基于有无扫墓、墓地有无饮食、有无“祖先”“新佛”（最近死亡的）、“无缘佛”（无主孤魂）三种灵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提出了三种研究类型：即第一类型（日本东北·九州地区）、第二类型（日本中国·四国·关东地区等）与第三类型（日本近畿地区）。关泽并且通过历史资料主张在墓地饮食的第一类型是对古代习俗的传承。按照这一理论，日本的盂兰盆节活动中，在祖先墓地的共食行为就是最原始的形态。

　　本文将探讨越南华人聚居地胡志明市的潮州系华人的同乡团体举行的一系列的七月祭典，尤其是他们在共同墓地的祠堂所举行的盂兰盆节相关活动。其次，简单介绍潮州系华人与原住民高棉人混居、通婚的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茶荣省农村的盂兰盆节情况，这一案例显示了以最为简朴的形式所举行的盂兰盆节祭典的情形。由此可知，盂兰盆节活动的核心在于村民共同进食与神明、饿鬼、祖先相同的食物。此外，本文还将重新回顾胡志明市的盂兰盆节，进而指出祭宴在七月祭典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二、越南南部的华人社会

 

　　首先介绍一下本文的研究背景，即越南南部的华人社会。越南毗邻中国陆地，自古以来交流频繁。但是，一般说起越南南部与中国的关系，其起源多在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中国士兵从中国流亡到越南。流亡士兵们所移住的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在明清之交并不完全在越南的版图中。反之，很多土地是先住民高棉人所占据的。

　　现在，狭义上的“西贡（Sai Gon）”是指胡志明市的第一郡周边，“堤岸（Cho Lon）”（法国统治时期称作“Cholon”）是指胡志明市的第五郡周边。在19世纪的资料中出现的“柴棍”，指的就是现在的堤岸。堤岸是由中国移民修建的。前文提及的中国归顺将军陈上川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修建了堤岸城。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的西山之乱时代，堤岸华侨因为支持阮福暎（后为嘉隆帝）而遭到西山阮氏的报复，被大肆虐杀。堤岸城的扩建，是指“边和”华侨移居到堤岸之后的事。

　　关于19世纪初堤岸的情况，唯一能够参考的是郑怀德所著的《嘉定城通志》。书中记载了“福州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温陵会馆”“漳州会馆”等会馆情况，与现今仍位于胡志明市第五郡的华人同乡会馆的设置相同。另外，该书“风俗”一章中，有“端阳、七夕、中秋、重九等诸佳节多如中华制度”的记述，由此可知，在当时堤岸的周边地区，流传着与中国同样的七月祭典。

　　上述各方言集团的同乡会馆，如今的重要功能是在其附属的宗教设施内举行宗教活动。但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前半期，对越南的华人来说，同乡会馆是因为与行政制度相结合才格外重要。1787年，阮福暎将中国移民划分为由方言集团形成“帮”进行自治，每帮推选出“帮长”。之后的法国殖民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将“帮”设置为“congrégation”，在1885年制定了“五帮”的分类。

　　根据2009年越南政府的人口统计显示，越南的总人口为85,846,997人，其中华人的“Hoa族”为823,071人。从越南南部的华人人口来看，包括胡志明市在内的东南部有550,297人，湄公河三角洲有177,178人，东南部和湄公河三角洲合计为727,475人，其数量占越南全部华人人口的88%。

　　时至今日，“五帮”一词在胡志明市的华人社会中仍被经常使用。五帮指的是广肇、潮州、福建、客家、海南五个方言集团。但是，对于华人内部“五帮”各帮的人口数量的统计并不在越南政府的人口统计之列。为了解其大概比例，参照陈庆制作的20世纪后半期人口推移表可知，在越南南部全体华人中，广府人占了45%-60%，潮州人占了20%-30%。胡志明市的华人与越南本国研究者现在常用的说法是，在胡志明市广府人（广肇帮）为多数派，其次为潮州人，而在湄公河三角洲潮州人为多数派。笔者通过实地调查，也认同这一说法。

 

　　三、胡志明市潮州人的宗教文化

 

　　现在胡志明市的各同乡会馆与帮，并不一定都有自己的组织，也并不一定以帮为单位举办活动。各华人会馆都会管理各自附属的神庙，很多会馆都会举行盂兰盆节活动，甚至在与该会馆、帮相关的“义山”（共同墓地）举行盂兰盆节活动。

　　“义安会馆”为胡志明市的潮州帮的中心组织与设施。该会馆即为本文上节所提的19世纪初的潮州会馆。该会馆最初为潮州人专属之地，但是并不清楚“义安会馆”这个名称是何时所定。正如蔡志祥的分析，现在义安会馆里最古老的碑文为1866年重修时的碑文，第二古老的为1901年的碑文。1866年的碑文为“义安会馆众立”，但1901年的碑文有两处，一处为“潮帮商号暨众善信立”，另一处为“义安会馆客人商立”，这些碑文都说明了该会馆是由潮州帮和客家帮共同创办的。

　　现在，会馆外立着刻有2010年代重修时捐赠者的石碑（该石碑未写建设年份），石碑上刻有“越南胡志明市潮州义安会馆修建委员会”字样。碑文里5千万元的捐赠者中，并列书写着“胡志明市崇正会馆”与“胡志明市海南会馆”。由此可以看出，义安会馆被认为是现在的潮州人所有之物。此外，捐赠者中，捐献金额最高的为“万盛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朱立基、张美兰”，所捐金额为100万美元（相当于1亿日元，约600万人民币）；金额次高者为“沈啤”，捐赠金额为100亿元（相当于5千万日元，约300万人民币）。

　　《西贡解放日报》是胡志明市唯一的中文报纸。每年到盂兰盆节的时候，包括华人会馆在内，南部华人的佛教寺院和民间信仰的庙宇就会在报上刊登举办盂兰盆节活动的广告。其中，义安会馆刊登的广告版面很大，刊载天数也最多。义安会馆之所以热衷举办盂兰盆节活动，与其原籍地有关。因为越南潮州系华人原籍为中国广东省潮汕地区，而当地人对盂兰盆节极为重视、一向会举办盛大的活动。此外，胡志明市的潮州人，具备了在胡志明市举行盂兰盆节活动所需要的资源。

　　当今胡志明市的潮州人资源当中，组织力和财力自然极为重要。2010年会馆大规模重修工程就是在二者的支撑下顺利竣工的。然而实际上，举行盂兰盆节仪式的小规模宗教团体的存在以及其成员的仪式执行能力也很重要。潮州人小规模的宗教团体中，有“父母会”的这种葬礼互助会制度，当会员有亲属去世时，宗教团体的成员们就帮其举办葬礼。“父母会”的会员不仅有潮州人，也有广府人和京族人。父母会、葬礼仪式、盂兰盆节等潮州人的宗教文化，在越南南部已经超出了潮州人的框架而被其他族群广泛接受。

 

　　四、胡志明市潮州帮的七月祭祀活动

 

　　义安会馆在每年农历七月的固定日期举办盂兰盆节仪式。笔者2004年从相关人士那里获知的“七月节”活动举办日期，与自己在2015年和2017年实地观察活动时相同。

　　农历七月十一日，在潮州义山原来所在地的祠堂举行盂兰盆节的仪式。七月十六日，在义安会馆举行仪式。七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在边和的现在的义山举行仪式。关于十八和十九这两天的活动会在中文报纸上刊登广告。会馆免费为有意参加的人提供“附荐”（盂兰盆节主要的祭祀对象，将各家祖先合并祭祀称为“附荐”，“主荐”为孤魂）的牌位，还会准备包车，免费接送参加者到义山。

　　笔者根据2017年田野调查得知，除了上述活动之外，农历七月十六日上午也会举行与义安会馆有关的盂兰盆节仪式。下文将简单介绍包括该活动在内的、按照日期顺序举办的与义安会馆有关的一系列盂兰盆节活动，并将焦点放在供品、赠与与祭宴上。在本文下一节中将对2017年农历七月十日举行的盂兰盆节展开详细介绍。

　　安平医院是位于胡志明市第五郡的安平街的医院。这家医院的所在地原本为潮州人的义山，直到1975年西贡陷落之前，这家医院一直叫“六邑医院”，是西贡（现胡志明市）潮州帮的医院。

　　这家安平医院的所在地内有一个叫“橡义祠”的祠堂建筑和一座小规模的观音庙。这个祠堂过去曾供奉着与医院有关的人士的牌位，但是1975年以后就荒废了，直到1994年才得以修复。该祠堂在农历七月十一日会邀请法师举行盂兰盆节仪式。2017年担任这一仪式的是龙华寺。摆放素食供品（中文和越南语与日语中的“斋”一样，都使用“斋”这个汉字），并在第二天施赠给穷人。十一日当天中午，参加者可以免费享用素食祭宴。当天下午仪式结束后，希望收到免费供品的人会聚集在一起，按照顺序领取第二天的兑换券。

　　观音庙称为“六邑观音宫”。据居住在这里的管理员所讲，该庙与附近的“橡义祠”建于同一时期，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寺庙中央是一尊观音菩萨像，正对着观音像的右边供奉着财帛星君，左边是福德正神。但是在观音等神明的生日时并未有祭礼。观音庙全年只有在农历七月十六日举办盂兰盆节时活动。盂兰盆节的仪式由灵福坛负责。

　　2017年9月6日，笔者参加了六邑观音宫的盂兰盆节。小小的大厅和入口处设置着祭坛，上面摆放着供品，供品多为蒸好的白米饭、素食料理、水果和点心等。只有一处供奉了一只烤全猪。另外，素食料理中最具标志性的食物，咖喱和法式面包，也出现在午餐的素食祭宴会中。大厅内还堆积着很多方便面（不是素食，是鸡肉火锅口味的）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都贴着印有“六邑观音宫·盂兰胜会福品”字样的粉色贴纸，由工作人员在活动结束后带回家。

　　六邑观音宫的盂兰盆节，虽然事先在大厅内张贴了预告，但因为不做祭祀祖先的“附荐”，所以一般的参加者很少。大厅内外的人们，是同样在9月1日的橡义祠盂兰盆节时辛苦工作的中老年女性。上午仪式结束后，和她们有关的人和灵福坛的人们也会参加在橡义祠举行的祭宴。食物为素食的中华料理，但是也有生春卷、沙拉等素食版的越南料理。

　　农历七月十六日，理事们聚集在义安会馆进行祭拜。没有专业的宗教职能者在场。2017年9月6日，笔者在六邑观音宫活动结束后，从安平医院步行前往义安会馆，参加了下午1点开始的活动。会馆门口的进门处摆放着供品，理事们首先在会馆正面的关圣帝前排成一列进行参拜，随后来到门口，再次面向供品排成一列进行参拜。

　　关于供品，摆在祭桌上的除了有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还有点心、空心菜、蒸好的白米饭、方便面、馒头等，每一样都被堆积成小山形状。在同一个祭桌上还摆放着两只大大的烤全猪，祭桌的下面放着一些大水桶，里面分别装着红薯、橘子、火龙果、百香果等。供品台的旁边，有一艘堆积了很多用金色的纸折成的金块的纸船。其中一位理事在这艘船的船舷上写上了“HQNA2688”，作为这艘船的名字（号码）。“2688”代表“易乐发发”，是很吉利的数字，“HQNA”代表“Hội Quán Nghĩa An”（即“会馆义安”之意，越南语中形容词从后面开始）。

　　会馆外面聚集了很多人，领取第二天分发的供品的兑换券。关上入口的大门，在会馆房间里整理好供品后，外面就开始发放兑换券。工作人员会让聚集起来的人们排好队，引导他们到会馆的出口处，然后按顺序分发兑换券，人们收到兑换券后离开会馆。

　　农历七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义安会馆主办的盂兰盆仪式在位于胡志明市以北的边和市潮州帮的义山“边和义安墓园”举行。2015年，十八日的仪式由灵福坛负责，十九日由万佛寺（住持为传强法师）负责。2017年，十八日由灵福坛负责，十九日由草堂禅寺（住持为日修法师）负责。根据报纸广告，十九日从下午1点开始，住持法师进行“瑜伽燄口”仪式。

　　2015年，笔者在农历七月十八日也就是公历8月31日的早晨，从义安会馆乘坐专用巴士前往边和义安墓地。会馆准备了两辆大型观光巴士作为专用巴士。边和义安墓园，由当时的六邑医院董事会的董事长黄绵祯于1964年提议修建。纪念黄绵祯的“绵祯亭”，成为盂兰盆节的活动会场。人们事先在义安会馆登记的“附荐”的黄色纸牌位，大多被贴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参拜的民众带着供奉祖先的纸制祭祀用品等供品，为了将供品尽可能放在自己祖先的牌位前，他们努力寻找自己祖先牌位的所在地，以便确认牌位的确被贴在了墙壁上。

　　绵祯亭中央的开阔空间，摆上了祭坛，祭坛上摆放着绘有三尊佛像的画，祭坛前面还摆着两张放置经书的桌子，这里便是灵福坛举行仪式的地方。与上述六邑观音宮的盂兰盆节相比，此时乐器的数量更多，整体上也是灵福坛的参与人员更多。在中央的开阔空地上，有义安会馆理事会准备的“面线”等食品摆成的大山，还有堆积了很多用纸折的金块的纸制的大船。

　　很多参加者即使在仪式进行期间也毫不关心仪式，他们在绵祯亭内外，将自己带来的纸制祭祀用品装进盒子和袋子里，把它们放到祖先牌位前祭拜，拜完后再拿到外面的火炉里烧掉。他们只进行与祭祀自己祖先有关的活动。当然这里是墓地，也有人因为这里有祖先的坟墓而坐巴士来扫墓。这些人离开绵祯亭前往自己祖先墓地的所在地拜祭祖先。但是，“附荐”祖先仍然是盂兰盆最重要的目的。这数十年间，有很多越南华人移居国外，并且在移居地去世、葬在当地而在越南没有墓地。因此，在某些供奉给祖先的纸制祭品的袋子上，写着“中国广东省潮阳县和平乡”这一祖先的本籍地，旁边还加上了“终于美国”字样。

　　一对居住美国的越南夫妇（妻子是华人，丈夫是京族人）从美国回来参加灵福坛仪式。在礼仪开始后不久，他们告诉笔者说：“（仪式）最后非常棒。”最后一幕是举着旗帜的7名男子，一边挥动旗子一边绕圈奔跑，娱乐色彩浓厚。黑色服装上披着袈裟的男子们，每人手中各拿一面四方形的旗子和三角形的旗子，但是袈裟与旗子的颜色却因人而异。按照奔走顺序来介绍7人的颜色的话，则依次为：袈裟为红色、旗帜为红色，袈裟为茶色、旗帜为白色，袈裟为茶色、旗帜为粉色，袈裟为红色、旗帜为粉红色，袈裟为茶色、旗帜为白色，袈裟为茶色、旗帜为蓝色，袈裟为红色、旗帜为黑色。这一仪式相当于田仲一成提到的香港潮州人的盂兰盆节上所进行的“送佛（散旗）”“走供”行为。根据田仲所言，这一仪式源于潮州的正一派道教。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周围的参加者大都停下来凝神注视，其中也有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的人。

　　该仪式结束后，包括笔者在内的参加者们都在绵祯亭外事先准备好的圆桌前就座，座位可自由选择，然后进食桌上摆放的素食中华料理，之后马上与来时一样，乘坐巴士返回胡志明市。

 

　　五、胡志明市安平医院橡义祠的盂兰盆节

 

　　2017年农历七月十一日（9月1日）上午8点，笔者走访了安平医院的橡义祠。祠堂大门有一中庭，正面和左右的房间里并列摆放着很多牌位。就在入口进门的地方，设有“鬼王”（“面燃大士”）的祭坛，前面摆放着供品，橙子、芒果、桃、橘子、红毛丹分别被分别装在不同容器里，每个容器里都放有数个供品。米、盐和茶叶被一起放在一个盘子中。饮料类供品有两种，一种是茶，一种是牛奶。烹饪好的食物有白馒头、蒸熟的白米饭、炸豆腐和炒青菜，也分别装在盘子里。还有盛着一袋花生的盘子，盛有独立包装的糖果的盘子。此外，还有一个大盘子里面混装着带壳的花生、独立包装的糖果、带颜色的砂糖点心和饼干，也有装着方便面（袋子里写着“MÌCHAY”的素食品种）的盘子。在摆放着这些供品的祭坛下面，还放着装着红薯的大篮子和装着空心菜的大篮子。

　　正面牌位的前面，写着“龙华三会”的祭坛上有三尊佛像，前面放着供品和佛具，做好了诵经的准备。左边有五个纸制的立体牌位，墙壁上贴着400张纸制的牌位，摆好了为“附荐”准备的祭坛。

　　各立体牌位上分别印着打印的“旅越各姓氏门中列宗祖”“旅越潮裔先侨先贤仙姑先友”“旅越潮州先侨（下接9个人名）”“广东省潮阳达濠先考文宛张公阳上众儿女附荐”“十方法界阵亡将士无祀孤魂罹难灾胞”的字样（汉字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平面的纸制牌位上，文字不是打印字体，而是用笔墨手写的。有意参加的人事先在旁边的观音庙进行登记，并当场捐赠数十万盾越南币（相当于数千日元，数百人民币）。从立体牌位的文字来看，愿意“附荐”的人仅限于潮州人，但是关于平面牌位，据祠堂管理人所言，申请者并不限于潮州人，也有很多附近的广府人和京族人。假如那些没使用汉字而用越南语写的名字是京族人的家族牌位的话，据笔者所统计，400个纸制牌位中有27个是京族人。

　　在正对面的右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写有“主荐”牌位字样的大纸。大纸可分为细长的五部分，从右向左以绿色、白色、蓝色、橙色、红色将五个部分区别开来。每个部分都写有文字，绿色部分写着“一心遍召十方法界男女孤魂香座”，白色部分写着“为国捐躯阵亡将士罹难灾胞神座”，蓝色部分写着“保卫疆土本境守土永固尊土貌座”，橙色部分写着“护国佑民省主威灵公都城隍宝座”，红色部分写着“九品莲邦各氏门中历代宗亲莲座”。

　　负责当天仪式的龙华寺的住持为慧功法师。但这一天来的不是慧功法师，而是一名较为年轻的男性法师，还有十多名居士一起来诵经（这些居士中虽然男女老少皆有，但中老年女性居多）。另外，还摆放着杨琴、电子琴（有些像躺倒的电吉他一样的构造，但只有2根弦）、以及锣鼓等乐器，每种乐器前均坐着专业的演奏者。

　　上午8点半后诵读了一小时左右经书，主持中途会环绕着各个祭坛洒水。从祠堂入口向外走。进行仪式的时候，法师手上没有拿着经书。居士中也有很多不记得经文的人，所以有人手拿经书，几个人一起边看边念。他们所看的经书是台湾出版的《佛门必备课诵本》，该书经常在越南华人的盂兰盆节仪式上使用。仪式的最后，法师在外面把混装着米、盐、茶叶的盘子翻过来、撒在地上。

　　笔者听出，他们诵读经典时的汉字发音不是潮州话而是标准的普通话。休息的时候，笔者询问了某位居士，他说有时使用标准普通话（“国语”），有时使用广东话（广府话）。他们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初十、十五都聚集在龙华寺练习诵经。

　　法师中途休息离开了祠堂，从9点半开始只有居士们诵经。这期间，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拿着作为供品的食物和纸制大袋子（袋子上印有“灵宝大法师天师府张”字样，年月日、收件人、寄件人是手写的），将其放到附荐的牌位前，并上香祭拜。但是，却没有其他人像笔者一样，正面注视并长时间拍摄诵经法师和居士们。因此，祠堂的管理员也注意到了笔者，并建议笔者坐在屋里的椅子上。因为法师不在，笔者决定坐下从远处观察。过了一会，和笔者一样坐在屋里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远处的诵经情景的人多了起来。

　　坐在笔者左边的L女士，是一位70岁的广府女性。她跟随附近的人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她说，只要有参拜的地方，无论哪里都会去，京族人的寺庙也会去。她的客家人丈夫26年前就去世了，埋葬在边和的客家帮义山，她每年清明节都会去扫墓。婆婆按照客家人的习惯，于农历七月十六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在家中举行盂兰盆节活动。

　　另外，坐在笔者右边的M女士也是一位上年纪的女性，她特意主动告诉笔者“不能大声说话”，然后从自己的袋子里掏出写着“光中堂”字样的传单，只露出传单的开头让笔者看。所谓光中堂，就是安平医院对面的华人新教教会。笔者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回答她说“没事儿，放心就好”，并找借口说“我是想拿（第二天接受施舍的）券”。或许满是借口的笔者触发了其基督教徒的良心，后来她又说“星期日9点”，并劝导笔者参加光中堂的礼拜。

　　11点过后，法师回来了，开始举行礼仪。他向中央的祭坛献上盛有白米饭的碗，然后，快速诵读放在祭坛上的“启建盂兰胜会植福普度功德文疏”，之后，向四周洒水。这一仪式持续了20分钟左右。仪式一结束，年轻男子们瞬间就把圆桌子抬到了院子里，然后开始摆放塑料椅子，之后，人们开始到桌前就座。当时笔者正站着记笔记，一转眼的工夫就被留在了原地，这些好像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此时笔者方意识到，原来刚才坐着观礼的L女士、M女士等人都是在期待这一免费的午餐。桌子有10张以上，参加午餐的人数超过了百人。

　　笔者被主办方邀请坐到了义安会馆理事们所在的桌子上。虽然只有3人是今天早上仪式开始时并排参拜的相关人员，但之后，其他的理事们也一起过来吃午饭，围成一桌（人数约10人）。他们完全用潮州话交谈。

　　负责午餐的是一家叫“大叶菜馆”的餐厅，因为在现场烹调，所以热乎乎的菜一个接一个上桌。除了食材是素食之外，就如普通的中华料理的宴席一样，人们会用手端着白米饭，用筷子从各个盘子里夹菜。饮料是杯子里加冰的茶、或者塑料瓶的矿泉水。

　　负责搬桌子、服务、收拾的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女，而坐着的人多为高龄老人，形成鲜明对比。很多人吃完饭马上就回去了。饭后的桌子马上就被收拾干净，菜就剩在盘子里，也不倒出来，就盘子叠盘子地被拿走了（祠堂的右边是做饭用的空间）。在桌子几乎全部被收拾完后，进来几个皮肤黝黑、看起来像体力劳动者的戴着棒球帽的男性和戴着菅斗的女性，有一张桌子是专门为他们留的，还有医生、护士、技师等，也有穿着医院的制服从后面过来吃饭的人。

　　理事们坐着继续聊天。这期间，进门的地方喧闹起来。在从大门进来的地方设有祭坛，人们因想要祭坛上的供品所以蜂拥而来。有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备人员站在入口，制止着想要闯进来的人。某个理事跟笔者说，他们很“麻烦”。虽然盂兰盆节活动结束后将供品分发给穷人是惯例，但因随意抢夺会引发混乱，所以现在的做法变成了在活动当天不分发实物，仅分发兑换券，第二天再分发实物。

　　午休时，正对面的祭坛被收拾干净后，又重新摆上了一个放着地藏菩萨像的祭坛。法师坐在地藏菩萨像的后面，背对着很多并列的牌位，居士们也围在摆在地藏菩萨像前面朝入口2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然后，从下午1点到2点10分之间举行了仪式。

　　仪式最后，参拜者按顺序参拜地藏菩萨像。但是，那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收拾周围的祭坛了。下午的仪式开始后，祠堂外面来领券的人越来越多，变得喧闹起来。在入口的四周也有几个年轻男子想越过警卫员进来拿供品，气氛变得有些不安起来。因此，在完成整理工作之前，入口的大门关闭了。在放置“附荐”的祭坛的里面，有一处用很多米袋子堆积起来的空地，各个祭坛的供品都被汇集到那里。

　　仪式结束后，居士们从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一个装着米的塑料袋和一个装着水果、包子的塑料盒，就拎着回去了。之后，在祠堂外面，有多个警卫员拿着话筒指挥聚集的人们排好队、坐下。据笔者目测有3百人以上。面朝祠堂入口的左侧出口处，站着一个理事，依次给从门口走出去的人分发第二天供品的兑换券。在此期间，有人随便站起来或者躺下，警卫员就会大声警告。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兑换券分发完。负责分发的理事回到祠堂后，说“每年都差不多如此”。

 

　　六、茶荣省突显村的盂兰盆节

 

　　位于湄公河三角州的茶荣省是高棉人自古居住的地区，而突显村是一个高棉人与华人在数百年前就通婚、混住的地区。突显村有一座关圣庙，是华人所建的祭祀关圣帝君的庙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节活动。笔者在2013年8月21日参加了盂兰盆节。

　　按照前一天关圣庙的指使，笔者于当天上午9点之前到达此地，但并不是9点开始举行活动，而是先在庙外的东屋里，和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喝茶、品尝前一天村里女性们所包的粽子（因为素食的要求用香蕉代替了肉）等。之后，笔者在寺庙入口捐钱，向庙中众神上香。此时，庙里的神位和神像前都已经摆好了供品，这些供品与祭拜的村民们所吃的祭宴料理完全相同。在东屋的桌子上也放着三副碗筷，里面装着一样的供品，那里还放着纸钱和香炉，这些供品是对孤魂的施舍。但是，除了这些供品以外，没有像盂兰盆节那样的供品和祭坛，也没有摆放“附荐”牌位的祭台。

　　这些供品的料理都是素食，菜品是越南的家庭料理，有“米粉汤”（Bún nước lèo）这一高棉人的面条类料理，“杂烩香蕉花”（Gỏi hoa chuối）这种用香蕉花朵做的京族人的沙拉等，全部都是高棉人和京族人的料理。

　　10点过后，工作人员聚集到庙里进行祭拜时，东屋的宴会就开始了。在适当时间来祭拜的家庭就随便找座位坐下，食用摆在面前的料理。他们吃完回去后，其他的家庭再就座。参拜者并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供奉，也并没有拿什么东西回去。除了工作人员的集体祭拜之外，也没有其他仪式，宴会就是主要的活动，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也并不明确。据村民们所言，因为这次没有人向关圣庙的盂兰盆节捐赠大米，所以没有“派米”活动。

　　总体而言，突显村的盂兰盆节特征如下：首先，活动时间仅为一上午，没有专业人员参加，只有工作人员集体参拜。其次，没有为盂兰盆节特设的祭坛，在祭宴开始前的短时间内，祭宴用的桌子上供奉着祭宴用的料理。供品和祭宴用的料理没有区别。供品是家庭料理的素食版，特别的食物是前一天包好的粽子。再次，没有对穷人的赠与。另外，村民们也仅仅是像往常一样参拜庙中众神，参拜后吃饭，然后回家。整体而言，突显村七月十五节庆中完全看不到祭祀祖先的要素。

 

　　七、结语

 

　　让我们比较突显村的事例和胡志明市的义安会馆所举行的七月祭祀活动。当然，胡志明市为城市、突显村为农村，二者的条件原本就大为不同。在胡志明市，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程度较高。义安会馆的理事中包括越南代表性的富裕企业家，由他们出资准备的物品，没有差别的赠送给市内各族群的贫民。但是，在突显村既没有为赠与活动出资的格外富裕的村民，也没有来自村外的资助人。华人村民是与高棉人混血的人们，他们在这个以京族人为主要民族的国家中生活着。因此，他们的活动也变成了混合着华人、高棉人、京族人的文化活动，这一节日日期的设定大概也与农业日历有关。

　　义安会馆的盂兰盆节活动，有理事会的经济支持，规模很大。农历七月间会在多个日期连续举行极具特点的活动。另外，根据活动的不同，聘请不同的仪式专家。设置举行仪式的祭坛、孤魂牌位的祭坛、鬼王的祭坛、以及为“附荐”的祭坛，并分别准备供品。供品有纸制的祭祀用品和食物。食物中除了蒸好的白米饭、油炸豆腐、咖喱等烹调好的东西之外，还有未经烹饪的食材、食品，种类和数量很多。除供品之外，还准备很多米袋子和方便面箱子等赠与食物。此外，午餐的祭宴上以素食料理款待众人。在橡义祠和边和义安陵墓园，有专业餐厅的厨师现场做菜。为了避免混乱，供品的赠与是在第二天举行，当天仪式结束后，仅向等在门外的众多贫民分发第二天的兑换券。

　　来义安会馆参加盂兰盆节活动的人，大多热衷将纸钱、食物供奉给自己祖先（的牌位）。他们的祖先也包括那些在异乡去世、葬在异乡墓地的先人。另外，这些人中也有目的不是祭祀祖先的，他们关心的是祭宴招待和供品赠与。与日本的盂兰盆节活动的原初形态一样，作为祖先的祭祀活动，在祖先的牌位和墓地吃饭很重要。理事们也会加入宴会，在同样的地方吃着同样的食物。由此显示社区内的平等。

　　总而言之，胡志明市与突显村的盂兰盆节活动的共通之处，在于显示社区平等和团结的祭宴部分。从盂兰盆节活动中剔除诸多要素后，所留下的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祭宴。民俗学家仓林正次发现德国天主教会的弥撒与日本的祭祀活动中存在着共同性，即圣餐（Communion）的神人一体，与日本的神人共食相同。正如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仪式研究是由基督教的礼拜研究中所发展而来的一样，通过关注宗教设施中人们的共食行为，对于今后开展亚洲的仪式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载于《节日研究》2019年第十四辑，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