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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10时26分，尹虎彬走了，走时距他60岁生日，只差两个月。虎彬是带着对朋友们的依依不舍走的，因为走的时候，虎彬没有把他要走的消息告诉朋友中的任何一位。我想，虎彬是想让朋友们永远记住他在你——无论过从甚密的你还是萍水相逢的你——面前留下的笑容。
我是在虎彬走后五个小时才从陈泳超处得知消息的。泳超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不用手机，也没有微信，估计没人电话通知你你就不知道。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踌躇多时，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尽快告诉你，毕竟虎彬是与我们走得很近的朋友。果然，放下电话就再怕拿起电话与朋友说起虎彬，一张口就忍不住要泪涌失声。
我比虎彬年长八岁。平日里，虎彬总叫我“老吕”，赠书时称我“学长”；而虎彬则自谦“师弟”或“小尹”。
在中国民俗学界，鼎鼎大名的尹虎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引进口头诗学，无论“三剑客”也好，“四大天王”也好，虎彬必是“三”“四”之一。虎彬翻译洛德《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人称“绿宝书”，即便不是中国民俗学界人手一册的“枕中鸿宝”（《汉书·刘向传》），也是民俗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扉页上故人的题签“吕微学长小尹甲申春北京”历历在目，我指着那一笔一划颇见功力又秀婉无般的毛笔正字小楷，对女儿说，让你虎彬叔叔这么个一丝不苟的人，去当什么“书记”，管民族所这样一个复杂的老大难单位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不是难为他吗？“能不去吗？”我曾疑惑地问虎彬，虎彬摇摇头：“没得商量！上午通知你，你下午就得报到。”我想，到了那边，少了同行的理解和朋友间的信任，虎彬未必会很开心。果然，即便到了民族所以后，一有机会，虎彬还是时不时回社科院大楼参加本专业的学术会议。
在中国民俗学界，虎彬的机智，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学术会议上，虎彬更是经常语惊四座赢得满堂喝彩，于是我总期待着轮到虎彬发表高见的机会。虎彬的高见，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见解多么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为自己的见解申述的理由，是你万万也想不到的。我担任文学所民间室主任期间，因为独断专行的调人方式，多被人诟病，而支持我的唯有虎彬；我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批评其不达标者大有人在，也还是虎彬最先肯定了论文的质量，这才让我放下心来。因为每次虎彬肯定我、支持我的理由，既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却又总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信任虎彬。
但有一事，我始终不解：虎彬2003年就在北师大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却一直没有出版。那些年，在社科院大楼开完会，又在“渝信”聚了餐，我和虎彬一同坐地铁回家。入夜的长安街，华灯耀眼。我的最佳路线是先乘地铁二号线到宣武门转四号线，虎彬则要乘一号线。为了与虎彬多说上几句话，我故意与虎彬同乘一号线到西单再转四号线。我记得就是在地铁上，我小心翼翼地向虎彬提出了我的疑问。虎彬笑了笑摇摇头：“你不知道这背后的水有多深！”我有所醒悟。是啊！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像□□□，为了研究民间宝卷，先去当个“卧底”。我引康德的话安慰虎彬：“我们能够完满地证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与我们因亲眼目睹而确信的东西一样可靠的！”“但如果你发现你辛辛苦苦调查得来的材料都只是表面功夫，你怎么才能证明那些背后的东西呢？”虎彬反问我，我一时语塞，却仍然固执地劝慰虎彬：“那就先把你亲眼目睹而确信的东西发表出来，让后人再去证明那些背后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我的话对虎彬起过什么作用，虎彬也肯定不会只听我一人的意见；但多年之后，虎彬终于把《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学苑出版社2015年）送给了我，扉页上的题签仍然称我为“学长”而自谦为“弟”。
《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共六章，除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多神崇拜中的一神独尊”、第三章“庙祭传统”和第四章“神社与坛祭”都是对民间信仰实践的现象描述，只有第五章“庙宇和神社传承的宝卷”和第六章“神祇与英雄的多重叙事”才是对民间信仰内容的理论分析。这样的章节安排，显示了虎彬自己对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论述更有信心，因为用“口头程式理论”分析民间信仰的内容，才是虎彬的强项。但研究民间信仰实践，仅仅是文本分析，工具绝对不敷使用，虎彬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猜，这才是他迟迟不愿轻易出版博士论文的学理缘故。虎彬的学术视野异常宽阔、学术志向非常远大，但也正是因为学有涯而知无涯，虎彬才总显得心事重重。
这几年，虎彬超出了他之前的专业训练，先后发表了《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回归实践主体的今日民俗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关注学界新的实践范式倾向，偶尔也提到我的名字，其中的一些判断例如“民俗学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它是否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纯粹思辨来为自己设定一个先决条件?这种思辨是否可能为学科设定一个终极目的?”（《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实践民俗学或者生活世界理论倡导者，其主要理论诉求是要求返回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现在的情形是，实践民俗学在理论反思层面已经取得观念变革意义上的奠基性的成就，但是，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之间，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其中主要有实践的范畴过于宽泛，实践研究在理论上的自反性，以及实践研究实际操作难度等”（《回归实践主体的今日民俗学》），正是那些年同乘地铁的途中，虎彬曾经向我提出，而我至今尚不能很好地回答的。
从建国门到西单的地铁，一共只有五站。我和虎彬，从建国门开始，或相向而立或并肩而坐，到了西单挥手揖别。就像我们各自的人生，各有不曾相识的过去，但有永远相望的未来；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站路同行，但就这几站路，让我们彼此欣赏、相互扶持。当然，在我们同行的过程中，只是我对虎彬有问必答，而虎彬对我却经常笑而不答；于是在我的印象中，虎彬才总是在笑。说到同感之处，虎彬笑得那么开心；而说到不同意的地方，虎彬又笑得那么尴尬。因为虎彬视我为兄长，不愿当面反驳我；这样，一遇到不同意我的时候，虎彬就会以笑代答，把自己脸上所有年轻的皱纹，都刻进了我永恒的记忆。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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