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当代神话学家百田弥荣子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兴趣，应放入日本的中国西南研究潮中流来看。其主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了中国神话以“公鸡雷神”为核心的曼荼罗构造。从曼荼罗构造的提出来看，其虽然不够完美，存在不少漏洞，但是她将中国神话结构化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在研究方法与论证逻辑方面，百田氏的论据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样，地域跨度与时间跨度均很广，但她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不够严谨，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反面证据。在对日本相关材料进行引用的问题上，她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神话本身，研究是脱离了日本本土立场的，也摒弃了为日本文化寻根的目标，而是将目光完整、彻底地放在了研究对象上。　　

关键词：百田弥荣子；中国传承曼荼罗；中国神话的构造

　　一、对中国西南地区神话的关注

　　百田弥荣子（1944-）于1970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系，现为日本中日文化研究所教授。她师从伊藤清司，并在其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关于〈竹取物语〉形成的一项考察》。论文将日本民间故事《竹取物语》与我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见《竹取物语》的原型与中国西南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篇论文于1972年发表，也奠定了百田弥荣子致力于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术道路。

　　百田弥荣子大学毕业后，曾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学艺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先后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日文化研究所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她共出版或参与编写、翻译了学术著作三十余本，发表了论文三十余篇，研究领域涉及到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日神话比较、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中国儿童文学等。百田弥荣子通晓中文，早期翻译过一些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语言上的优势，使她可以阅读中文文献，这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为她带来了不少便利。百田氏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曾多次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访问当地民众和学者、采集民间神话与传说、查阅地方文献。这些赴实地进行考察的经历，使她更加贴近研究对象，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的近百幅插图中，不少都是她在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如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剪纸、民间棺墓上的纹饰、祖先牌位旁的装饰、乡村小庙中的泥塑等，都是十分鲜活的论据。再如《中国神话的构造》一书中，为说明“公鸡雷神”站在桑树上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共有的神话母题，百田氏在充分引用二手文献的同时，又以她先后赴云南大理的巍山县、贵州凯里的格细村、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考察采集的一手资料为佐证，使得论证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百田弥荣子对中国西南地区神话的研究兴趣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受老师伊藤清司的影响，她在大学时期就对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她与伊藤清司联名发表了《竹取物语源流考》一文，在对二者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后，得出二者应来源于同一祖型的结论。1981年，她发表了论文《浅谈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创造神：与雷神、龟神、天鹅、天狗相关联》，此时她已经关注到雷神在西南地区神话中的重要地位，为之后“曼荼罗”构造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99年之前，她还关注了侗族、苗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与社会组织，并写作、翻译了一系列文章。这段时间，她不断思考中国神话是以一种怎样的结构进行传承的，并写成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于1999年由三弥井书店出版。百田氏认为，中国神话的构造应该是立体的球形，而球的核心就是“公鸡雷神”，即人类共同的创造神。2004年，作为前书的后续思考，她又出版了著作《中国神话的构造》。这本书承袭了前书的曼荼罗神话构造，但与主要关注动物神不同，这本书的关注点是曼荼罗神话世界中的植物。这两本书分别于2005、2016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在原著出版的1999~2004年之间，百田氏还关注到西南地区的来访神、观音与“公鸡雷神”的关系，射日与冶炼文化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并写作了一系列文章。2005年以后，她没有再出版过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但相关论文却发表了不少，如2007年的《雷神与山神的关联》、2010年的《中国的三轮山神话》、2012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将彝族神话作为典型》、2015年的《传承曼荼罗的灾难物语：对丰饶的祈求》、2017年的《彝族诸支系的经典与神话传承》等。直到2018年2月，74岁高龄的百田氏仍发表了论文《云南省峨山县彝族的玛贺念神话》，可谓笔耕不辍，令人敬佩。

　　百田弥荣子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兴趣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处于日本学界自20世纪以来对中国西南地区产生关注的学术潮流中。鸟居龙藏是这股学术潮流的先驱者，他于1896~1900年间在台湾进行“番人”的调查工作，1902年又赴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为期７个月的考察。[3]虽然当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苗族，但他的记录涉及到了彝族、布依族、傈僳族、藏族等。鸟居龙藏之所以将目光从台湾“番人”转向西南苗族，是因为他怀疑二者之间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关联。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人类学界，流行着台湾“番人”属“高砂族”，与大和民族同根同源的说法。因此，探寻“高砂族”的祖先也就意味着探寻日本人的根源。这也是鸟居龙藏的研究成果为何会对日本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之一。鸟居龙藏根据这一次田野调查的成果展开研究，在《有史以前的日本》一书中提出了日本文化复合论的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构成之一的“印度支那族”来自苗族。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尾佐助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圈”学说，认为中国长江以南、台湾北部，日本西部同属共同的植物分布圈，因此生产活动与生活习俗也多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论问世后，日本学界对中国西南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1979年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刚一放开，就有白鸟芳郎、伊藤清司等老一代学者奔赴云南、贵州等地展开实地考察。可以说，他们对中国西南地区兴趣的出发点，在于寻找日本的民族起源。学者们将在当地观察到的语言、神话、习俗、服饰、社会制度与日本进行比较，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以百田弥荣子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则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和对当地社会的整体性观察，而非仅仅立足于日本本土做研究。因此，新一代日本学者的研究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不少对于我国学界也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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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