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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吧地儿”：草根相声的生发之境
老北京前门外的天桥原本是一座桥的名称，后来才逐渐演化为地名，成为老北京人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思维符号，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传闻当年这座横跨东西沟河沿的桥是如龙形的北京城的鼻子。在天坛或先农坛举行祭祀时，这座桥才仅仅供天子通行。
在金代的中都，天桥一带已有不少小市。土木堡事变之后，虽然本意是防御，但明代统治者在正阳门外修建外城及外城城墙客观上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天桥所在的京城南北中轴线一带的发展。清代“满汉分城别居”的政策加速了天桥所在的外城，特别是天桥一带的平民化与贫民化倾向。这造成往北越靠近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居住的人，其身份地位等级就越高的“社会事实”，并使得供人休闲娱乐的戏园子等娱乐场所，甚至妓院也有相似的地域分布和等级分化。以珠市口大街为界，包括当年撂地艺人在内的老北京人常将其北称为“街北”或“道北”，其南称之为“街南”或“道南”。[1]天桥因在“街南”，也常成为街南的代名词。街北常与大戏园子、大戏班、名角、富人、权贵、清吟小班、老字号、高贵、脸面相连，街南则与撂地、小戏园子、估衣铺、下处、低贱、不入流、丢脸相连。两种空间及在其中出入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社会归属，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清末，先后修建的火车站、电车站等纷纷位于天桥左右，不少出入京城的人都得途经天桥，这客观上强化了天桥在京城的杂吧地儿角色。缝穷妇、剃头匠、妓女、乞丐、戏子、撂地艺人、烟馆、“鸡毛小店”、“倒卧儿”、估衣铺、“瞪眼儿食”、野茶馆等纷纷汇聚于此。在居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观念的审视下，在自认为有身份和脸面的“街北人”看来，喧哗而凌乱的天桥更多了几分邪恶、淫乱和肮脏。但是，以街北人为代表的他者所不屑的天桥却包容、丰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多产的特质，明显具有京城“下体”的生理学特征[2]，也扮演了近代北京城存放杂物的“阁楼”和垃圾回收站的角色[3]。经过天桥的吞吐、咀嚼、过滤，不少过去的、乡下的东西反而具有了现代的、都市的意味并循环再生。也正因为其脏脏却丰腴多产的空间特质，不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今天，官方、文化经纪人、天桥老街坊等不同的群体都不约而同地将老天桥称为“民间艺人的摇篮”。
民国时期，主流话语对民主、平等的宣扬等虽然使天桥有了“平民市场”的别称，但是实质上并未改变天桥在京城作为“杂吧地儿”的社会属性。辛亥革命时，黎锦熙就来到北京。解放后，他曾坦言自己数十年不常去天桥的原因是“嫌地方太脏，不卫生”。[4]20世纪末，满族老人祁继红女士的回忆更加直白：“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5]事实上，在数百年来北京城“北贵南贱”“内尊外卑”的大格局下，被“格式化”的杂吧地儿天桥的认知一直铭刻在老北京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心性之中。1999年，还有老街坊这样说：
过去，内城是比较高层次的人，南边是低层次的人，等级不一样。内城的人是不屑于到天桥来的。如果一去天桥，别人就会问：“你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呀？”……一听说你在天桥，人们就有这个感觉：“在天桥，就没好人”。这是过去形成的，他不能指着你某某人说。但你说你在天桥住，就觉得你没什么水平。这就等于是低级似的。[6]
由权力染指、历史累积、城市建设与发展、人为建构等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天桥下贱、邪恶、不洁的空间属性、文化品质和心理感觉一旦形成，反过来也就决定着来此谋生者可能有的社会身份和阶序特征，两者互现并互相强化，形成“互文”。在社会急剧变迁的年代，杂吧地儿天桥低下、不入流以及边缘化的空间属性吸纳着生活陷入末路的北京内城旗人、下海走穴者以及京畿乡村的难民。[7]其中，生存整体性陷入窘境和末路的旗人是早期天桥撂地艺人的主要来源，满清政权的灭亡更加剧了这一进程。当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并在政府任职的雷齐虹几乎有些残酷地记述了那个年代满人群体化的命运、生计方式和生存空间的转变：
在清帝国覆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满人就在城内的府邸里与汉人聚居，自从民国以来，满人变穷了，而现在，甚至那些贵族们也要拍卖自己的府邸和珍宝，而那些贫穷的居住在营地的满人被迫离城出走以谋生计。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一百二十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满人，现在这四十万满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据说，他们如今最高尚的职业是教外国人北平方言，每月可以挣到六到三十块大洋；有些满人上街卖艺，因为他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和优雅的举止，他们赚的钱显然比给外国人教书来得多，但许多满人过于自尊，宁可受穷也不肯登台卖艺。此外，在北平的九千名警察中，至少有六千名是满人……然而穷满人的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这个不幸的民族的妇女和儿童所经受的痛苦更甚于族中的男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青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更有甚者，昔日权贵的女性后裔被迫卖给汉人当姨太太……[8]
但是，那些在天桥的男女艺人没有人日收入能超过五元。因为这些小戏园子的观众通常都是小贩、苦力、农民和士兵。一旦某个艺人有了一点知名度，他就会离开天桥前往一个名声更好的戏园中。当然，也有这些情形：当一个艺人倒仓时，因为太过贫穷而不得不到天桥赚取几个钢镚儿以活命。[9]
通过空间的位移和对不同时空的体认，这些脱离原有生活秩序和空间的人融入到天桥，形成自己的行话隐语、谋生手段、社会网络、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并有着“我们都是老合”“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群体认同。撂地艺人的生活实践与杂吧地儿天桥的空间属性两者互相包容，相得益彰，使得天桥具有“反结构”的“社场（communitas）”[10]特质。
作为一种反结构的社场，类似于天桥这样的“杂吧地儿”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的大小城市，如天津的三不管、沈阳的北市场、哈尔滨的道外、济南的南岗子和大观园、青岛的劈材院、郑州的老坟岗、开封的相国寺、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等等。这些杂吧地儿也成为没有身份、地位、脸面、他贬也自贬的江湖艺人流动卖艺谋生的去处，共同构成近世相声等草根艺术更为广阔和理所当然的生存之境。
二、文化社会生态中的整体研究
作为关键词，草根相声并非是近些年来因为媒体写作而为公众熟悉的主流相声或正统相声的对立面，亦非非主流相声、民间相声、传统相声的等义词。对于本研究而言，草根相声既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观念等共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动态的文化生态之中，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并有着适应性和多种生发的可能性，其表演内容、形式与风格是在已有的传统基础之上，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演者与观者之间的局部认同和互动的结果。换言之，后文按时间演进罗列的撂地相声、政治化相声和商品化相声都是草根相声，或者说是特定时代草根相声的主要表现形式。寄生也衍生于草根相声这个母体之上的三类时代特征明显的相声绝非是简单的进化关系，后一阶段的相声对前一阶段相声的否定与反动正是以继承为基础，且同时又直接受益于草根相声这个母体，并还有着其他枝蔓。如果把草根相声比作一棵树，那么接近于地面的树干下端的撂地相声的草根相声特性、母性就更加明显、浓厚与雄壮。
在解放前，虽然相声表演也有进杂耍园子、茶社、小戏园子、演堂会、上电台以及在城乡流动卖艺等多种形式，并在表演内容、风格上与撂地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但在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济南大观园这样的都市杂吧地儿，撂地卖艺仍然是近世相声艺人谋生的基本方式。因此，本文对近世相声常以撂地相声称之。近世的起点是今天相声界仍在传闻的“穷不怕”朱少文前往天桥撂地卖艺的时间——同治元年（1862年）。[11]狭义近世的终点在新中国成立时，因为以此为界，相声艺人的身份、地位、观念等都群体性地发生了质变。广义的近世则一直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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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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