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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一大早起床照例打开电脑，一位素陌平生的网友“中国传统文化的搬运工”给我发来短信：“李老，昨天去世啦!”这个多日来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终于来了。老友李福清的去世，虽然是意料中事，却还是使我一时间陷入了茫然和悲伤。于是以我和老伴马昌仪的名义信笔在博客上写下了一段话，算是向像我一样关心李福清病情的中国朋友们发送一个讣告：“今早得到消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于2012年10月3日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祝愿他安息，一路走好!并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致哀!作为有54年交情的老友，我们相信，他身后留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等身著作和感人事迹，将永存在中国朋友们的心中。”回想23天前，刚刚为他的80岁寿辰写了一篇博客遥表祝寿之情，曾几何时，他就悄然告别了这个世界和朋友，归西去了，怎能叫我不为他的逝世难过呢?
我们常常喜欢把那些热爱中国文化、通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称作“中国通”。李福清够得上是个“中国通”了。但他不是“票友”那一类的中国通，而是一位脚踏实地、著作等身、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今年9月7日他满80岁了，而他与中国文化结缘的时间，少说也有60年了。在这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倾心于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搜求、汇集、阐释和传播，有时甚至达到了痴心不改、废寝忘食、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呀。难怪人们把他尊称为当代优秀的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1959年我们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尽管在两国历史上经历过巨大的变故，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深挚的、牢固的、经久的，又是新鲜的。套用一句古话来说，即使在不利的境遇中，我们也没有“相忘于江湖”。
作为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几十年来在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小说、民间艺术(年画)、戏曲说唱等俗文学领域里始终不渝地辛勤开掘和耕耘，编纂和写作了大约300种上下的著述，其中专著就有十多部，在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阿翰林)之后，开创了或标志了一个俄罗斯汉学的新时代——以“行走”为特点、田野与书斋研究相结合、以“历史诗学”和系统研究为基本理念的俄罗斯汉学。“行走”者，就是说他的汉学研究，不满足于沿袭前辈汉学家的老路子，以书斋的研究为限，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采用实地调查和间接征集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
他从1952年起，持续研究中国的汉、回、蒙古等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及说唱艺术，特别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除了利用中国学者们已搜集到的材料外，多次亲赴中亚地区深入到中国明代移民的东干族(回族)后裔中做调查采录。20世纪50年代末，他给中国各省的文联发信，仿效当年北大《歌谣》周刊时代征集歌谣的办法，请他们帮助搜集材料，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郑振铎和顾颉刚先生的赞誉。70年代，当我们的国民沉浸在“文革”中以热昏的头脑肆意破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李福清日夜埋头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两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联袂问世。《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亦非坐而论道之构，而是建立在与广泛的口头文学记录资料的比较研究之上的。90年代，他花费六七年的时间对台湾原住民(布农族、泰雅族、赛德克族等)所作的田野调查，深入细致，功夫扎实，成就了一部《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大著，被学界成为是继欧洲的人类学派之后，从历史地理研究法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故事学。他“行走”了世界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无暇作观光旅游，几乎是倾其全副精力搜求汉文书籍、写本、唱本、民间绘画等资料，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中的历史诗学传统，并广泛融汇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的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甚至连中国学者都没有提出的理论观点。为了表彰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和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于2003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作为朋友，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有许多刻骨铭心的事情留在了记忆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横冲直撞，到处打砸抢，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我所工作的中国文联被当作牛鬼蛇神藏身之所而横遭砸烂，我本人也被关进了“牛棚”，我的家遭到了包括街道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在内的两路人马的几次抄家。由于我和李福清之间的来往和友谊，而受到几年的政治审查。在此政治高压之下，我不得不忍痛将此前李福清给我们寄来的很多有价值的俄文书籍撕毁、焚烧，或撕掉封皮以7分钱一公斤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唯独他赠送的他的那本《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的俄文原版，我们没有舍得烧掉或卖掉，而是把有他题签的封面和扉页撕去，藏匿起来，保留了下来。而这本残书就成了我们友谊的见证。“文革”结束后，我通过朋友、新华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唐修哲同志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从而成为我驻苏机构的友好人士，并有机会成为“文革”后第一个破冰访华的民间人士。当他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客人来京时，他提名要会见的朋友名单中，有钟敬文、刘魁立、我和我的老伴马昌仪。这次会见，李福清把他的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于1979年的《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乌龟丛书”之一)赠送给马昌仪。这些朋友中，唯独我因“文革”中曾因与李福清的关系受到政治审查，当时又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担任编辑部主任而未能获准与老友见面。李福清是一个办事认真而又执拗的人，因没有见到我，他就通过正常渠道，指名要我为他开列一个我国新时期初期的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名单，他要向苏联读者翻译介绍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作家所创作的优秀作品。我很快把一份优秀中短篇小说名单交中国作协外事部门转交中苏友协。李福清拿到我所开列的这份作品名单后，陆续在苏联报刊上翻译发表和编辑出版了一些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作品，在《文学报》上发表的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最早的一篇。后来陆续翻译、出版的有《意大利小提琴》等，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冯骥才短篇小说集》。
这次会见之后，马昌仪便着手把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编译出来，并就他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合集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一书，先后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和学生书局(1991)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第一次把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和学界。多年后，承蒙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李明滨相告，1984年马昌仪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学研究动态》上发表、后被《浙江社会科学》和《探索》杂志转载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那篇短文，竟然有幸成为李福清2008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唯一外籍学者的推荐文章。其实，另一篇题为《关于李福清孟姜女研究专著的概述》的长文，已先于这篇短文被选录于1983年9月出版的顾颉刚、钟敬文等著《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也许只是因为那篇短文对李福清有关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概括性的评价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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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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