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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观诗学”以“全观”作为认识论基础
世间事物相互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有彼此各有侧重的表达和运用。在生物学领域最初提出“整全观”（Holism，也有翻译为“整体论”的）的是斯穆茨（J. C. Smuts）。他用以描述生物系统的整体性，认为系统内部的各部分之间的整合作用和相互联系对系统的性质发生决定性作用。后来有学者发展了该理论，认为自然、生物和社会都可以用整全观来阐释——系统的各部分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且整体的性质大于各部分的简单集合，进而产生新性质。离开了整体的结构与运动不可能完整理解各组成部分。整体是有历史维度的，不是某个瞬间状态的 “快照”，所以这是时空交错中的整全观，既努力把握共时状态下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也努力把握各个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历程和走势。稍后，生物学领域又发展出共生理论（symbiotic theory），强调各要素之间的依存度，物理学中有建构统一场理论（unified field theory）的追求，社会科学中有场论的努力（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等，都看重整体性地把握复杂对象，通过研究各个要素间关系，来说明事物特征、彼此联系和演进规律。本文提出的“全观诗学”概念移用了斯穆茨的整全观，但在具体使用时更注重吸纳其整体论的合理内核，同时以唯物史观统摄其思想框架。
在文学研究领域，“有机整体论”（Organic Unity）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书面文学批评在主体与客体、心理与肌理等方面，展开广泛讨论。在口头文学研究方面，从维柯的《新科学》到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再到迈克尔·乌赞多斯基（Michael A.Uzendoski）等的《语词的生态：纳波鲁那人的亚马逊故事讲述及萨满教》，可以看出朴素的整体论思想发展和深化的轨辙，更多维度的考量和更深细的探究，使得带有整体论色彩的口头文学研究理念，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维柯明确和总结了先民的诗性思维和艺术想象力，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为野性的思维具有具体性和整体性的论断，再到媒介环境学和讲述民族志学派，讨论就延伸到关于言语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辨析。总之，路子是越走越宽了。深受民族志诗学影响的乌赞多斯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晚近的趋向。他在讨论关于亚马逊地区的故事讲述和宗教操演时说：“故事讲述是一个复杂的美学的和社会的整体，是由经验、感觉、意象、音乐、隐含的社会和生态知识以及文字构成的。”这种论见就已经跨越了将野性与文明、口头与书写、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做出两分的藩篱，朝向同时观照外在形态与内在运动、思维活动与身体表达等的系统性思考了。在中国口头文学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号召以“整一性”观点看待口头文学，如巴·布林贝赫在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时所提出的“整一性”诗学思想。他基于本土诗歌材料形成的理论升华，蕴含着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出发讨论民族审美理念的意图，这对笔者形成全观诗学的思考有重要启示作用。
以全观诗学研究口头文学，大有施展空间。从信息技术的角度，随着不同人群发展出书写技术，社会进入言与文长期并行发展的阶段。文起初是言的衍生品，植根于言，附属于言。后来文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有些地方超越了言（记录准确，留存久远，且能跨越时空传播等），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言。笔者以“言文虬结”概括这种彼此扭结的关系。言与文作为人类两种最重要的信息技术，既用于日常信息交流，也用于语词艺术创作。言的一端，既用于进行日常信息交流，也用于口头文学创作；文的一端，大量记录各种信息，也用于书面文学创作。书写技术逐渐与上层阶级和上层文化相结合，虽然他们也同时大量使用语言；语言依然是广大底层民众的主要交流手段和草根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基本上无缘阅读书面文献。阅读人群是言文两通，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无文字人群是口头传统独大，基本囿限于口语文化的圈层。于是，“上层歧视下层”“文盲崇拜文字”的现象就大量出现了。就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而言，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相同。就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而言，两者又是天差地别。文人个性化的私人写作和读者的私下阅读，与口头文学在公共场合现场创编并现场完成、集体接受的过程完全不同。可以说，口头文学从生产到接受全过程是一体化的，是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的，这就尤其需要以“全观”的认识论原则加以说明。
书面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活动随着书写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呈现为彼此分离的状态。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无须谋面，文学生产活动——作家写作基本上是私人活动；文学产品——作品书籍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命运，既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作者，也独立于读者；文学传播和接受也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读者想读什么，何时读，多是自己做主。作者可以是千年之前的作者，作品可能是万里之遥的作品，有时还要借助翻译完成符号转换和传递。总之，各文学要素之间往往可以有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口头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活动则一般具有同一性，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并随着演述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口头文学的演述人和受众同处于一个场域中，他们之间随时会发生互动情况——演述人的激情会感染受众，受众的情绪反应也会影响演述人的讲述策略。对于大型叙事文类如史诗等而言，演述人在演述场域即兴创编，受众在现场同步接受。范西纳（Jan Vansina）说口头传统既指涉过程又指涉结果，也是在强调这种“主体—演述—接受—场域”的同一性现象。
认识口头文学与产生和滋养它的生态系统的关系，需要以“全观”立场去分析和阐释。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一般认为生态系统包括生物部分和非生物部分，空气、水、土壤等非生物与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共同构成了生物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等层级。口头文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系统，也可以参照生态系统的构造和关系框架，划分为行动主体（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生计方式也参与环境构造）。于是，口头文学的整个生态可以细分为个体、群体、社区，以及演述场域、生境和文化生态系统。前三项是行动主体，后三项是由人参与构成的文化环境。以往口头文学研究中大而化之地用“语境”（context）和“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来指代整个文化生态系统，而且强调环境外在于人的方面，依笔者之见殊为不妥。尤其是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导致不容易看清楚由人的参与构成的环境如何对口头文学发生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环境也是通过行动主体及其活动来构成的，所以口头文学赖以生存和生长的文化圈层是两重含义的：既包含行动主体，也包含行动主体以不同方式参与构造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口头文学的整个文化系统中，“个体”是通过“群体”活动获得意义的。个体或者是参与演述活动的受众之一员，或者是杰出的演述人，或者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口头文学爱好者——经常聆听，也会演述。个体之集合构成群体，每个新成员都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而被赋予文化特征和属性。群体往往以共同拥有口头文学之“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而被定义。“群体”和“社区”在规模和范围上经常重叠，但社区往往被更大的文化因子的共享所划定，社区概念偏重于强调社区成员在组织上和文化上同构的属性。在内蒙古牧区，传统上一个社区可能是一个旗，由某个贵族掌管，成员共同参加祭敖包和那达慕活动等，他们有共同的归属感，许多口头叙事作品也被这些民众所长期共享。“演述场域”（performance arena）、“生境” （habitat）和“文化生态系统”（cultural ecosystem），则是从小到大的三个文化圈层。演述场域是口头文学演述活动发生的具体场所，如咖啡馆、民居、兵营、节庆活动场所等。演述场域由演述人和受众共同参与、共同界定。生境是更大尺度的在传统中形成的圈层。在蒙古族文化中，一些亚文化系统，如科尔沁文化、卫拉特文化等，就为特定口头文学文类提供了赖以生长的环境——一般通过方言周圈、地方性知识、信仰体系（如共同信奉地方神祇、共同祭祀某个敖包）等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尽管民众可能会离开家乡，特定的方言和地方性知识也能将分散在各地的传统社区民众以在线的方式重新链接。在这一过程中，口头叙事作品成为身份识别和共享集体记忆的重要工具。最大尺度的文化圈层是文化生态系统。例如整个蒙古族群，在精神信仰、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生计方式、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具有内聚力和向心力，持守共同的先祖意识和认同情感，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等。“个体—群体—社区”主体和“演述场域—生境—文化生态系统”圈层，就构成了完整的口头文学的文化生态系统。
不过，这种分层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实际圈层不见得都是按照这个层级关系构成的。例如有些人数较少、文化身份相对单纯的聚居区，周围有其他族群环绕，本身所拥有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相对较小，就不容易细分圈层。如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再如沙漠中的绿洲聚落，或云贵高原的山寨，自然的阻隔和聚落的规模及聚落之间的交往频度和范围，会造成内涵相对稳固的、与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高度契合的文化圈层。简而言之，圈层划分不可泛化，此其一；其二，文化圈层合起来构成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就像生物学中一个完整生态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构成的。所以，口头文学不仅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获得多方面的滋养，它自身就是这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赋权、认定、阐释、传扬、修补等维系该系统的多方面作用。换言之，口头文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能须臾或缺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社会文化传统中没有口头文学。即便人类社会大举进入书面文化时代，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也从未停止，语言艺术类的网络呈现，就是口头文学存续的新现象。
当我们借用生物学概念，将口头文学现象及其环境理解为一个文化生态系统时，还要注意文化系统与生物系统的重要区别。生物是线性遗传的，文化则不会线性遗传。其非线性特质就让文化不仅可以跨越生境，乃至可以跨越巨大的时空完成传播和接受。举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例子：锡伯族民众会从周边的哈萨克、维吾尔、汉族等民族中吸收大量文化养分，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艺术，例如锡伯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中，除本民族传统故事外，汉族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是锡伯族民众所喜闻乐见、广为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与本民族传统故事一道，内化为锡伯族民众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他们的艺术传统。
在当代书面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作者作为个体，与群体和社区的联系总体而言是“弱关联”的，文学接受者成年后的居住地，也常常远离其成长的“生境”，有时甚至远离其“文化生态系统”。全球流动性（人口、物资、信息等）的增强，加剧了个体与其生境的分离倾向。众多国际化大都会都有比例不等的居民“出生在国外”，巴黎、悉尼、多伦多就是代表。这种情况映衬了传统口头文学活动与生境的“强关联”。如果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纳入与环境关系的维度来考察，传统口头文学居于与其生境具有强关联的一端，工业社会之后的书面文学居于弱关联的一端。马林诺夫斯基在大约一百年前进行神话研究时，已经发现这种差异：“存在于野蛮社会的神话，仍然保持着原始形式，并不仅是人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从性质上看，它不是我们今天在小说里读到的那种虚构，它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认识口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需要全观立场。总的来讲，民间文艺与生活是一体的。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指出，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整个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依笔者之见，愈是在民间文艺发生的较早阶段，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愈是体现为一体性。一方面，这是因为巫术与科学的第一个区别在于巫术以完全囊括一切的决定论为前提，其思维是“整合性”的；另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性的不足导致传统社区如部落等的边界与文艺所呈现的世界边界大致重合，加之文艺活动也十分契合“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所以，民间文艺活动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也是当下与历史的紧密交织，因为“它想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于是，随着社会发展，文学消费活动（主要体现为阅读）越来越成为在私人空间中进行的私人活动，诗歌朗诵会和读书会等群体活动只是偶尔出现。但在口头文学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口头文学的一般存在和活动样态都是公共性的，是由演述人和受众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公共事件”，而且被社会全体所需要。南方民族中广为流行的歌圩，西北的“花儿”，蒙古高原上为驱邪禳灾而吟诵史诗等，都是按照传统规制和社会需要进行的文学活动。大致而言，书面文学消费主要体现为个人性活动，口头文学消费主要体现为社会性活动。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认为，神话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对自然社会中重要现象进行阐释（是“错误”阐释，若是正确阐释就成了科学了）的基本需要；传说主要记述过往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传说在虚实之间。全实是历史，全虚则是故事）；民间故事则是纯粹虚构的，主要用于娱乐民众。所以神话源于理性，传说来自记忆，而民间故事来自想象。这些人类基本精神活动领域之上，又发展出适应不同需求的文类，如在信仰仪式上演述的祭祀类或禳灾类形式，或歌圩上演唱的情歌类形式等。娜亚尔（Sheila Nayar）认为，口头叙事有如整个社区知识的储藏库，只有书写，经过长期作用，才能将知识分化合并为自立的学科，如历史、哲学、天文学、戏剧、政治学、神学等。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知识都合在一起，至少不像今天这么条分缕析。相关知识不仅是混融性的，而且与环境发生密切关联，头顶的日月星辰，信仰中的神祇鬼魅，身边的山河土地，族群的耆老豪杰，难忘的灾害战争，人们操持生计的艰辛和喜悦，代际传承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技巧，对爱情和生命的礼赞、慨叹等，都会进入口头文学，且代代传颂。于是，重要事件被反复演述，地方性知识被系统化承载，思想情感被生动刻画。仅举一例：在加拿大，Heiltsuk印第安人长期传承关于其祖先为躲避上一个冰河期逃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附近一个没封冻的岛上求生的故事。考古学家在这里的Triquet岛上发现人类居住遗址，经过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是距今14000年，当时正是几乎整个加拿大被冰川覆盖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个保存在民间故事中的真实事件，在当地民众中传承至今已过350代了！当然，口头文学体现的民众诗性智慧，不是先民们创作了什么、后人就传承什么这样呆板无趣，而是常常会随着新情况做出调整，这被学者称作“结构性失忆症”。根据报告，英国人在20世纪初的记录显示，加纳的贡雅国之父迪乌拉·雅克帕有7个儿子，每个儿子各据一方领地。60年后人们再次记录这则神话时，变成雅克帕只有5个儿子了。实际情况是，在这期间两块领地一块被合并，另一块因为边界变动消失了。这则被改动了的神话顽强地坚守着历史和叙事传统，保持了今日现实与旧日传统的关联，同时强化了今天的“我们”与贡雅国之父雅克帕之间的历史连续感。于是，这则形成于久远过去的神话，不仅是历史的回声，还是今天权利划分的特许状。民众每次演述这则神话，都是对今天领地划分之合法性的再次确认，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话语施效行为”。以往那种把口头文学从文化生态系统中抽离出来，作为独立的文献进行局限于文本本身的文学释读，就常常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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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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