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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释体系。在技术路线层面，全观诗学以洛德-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主线，部分吸收了“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学派的概念、工具和模型；在方法论层面，移用了斯穆茨的“整全观”概念，以整体性观点把握口头文学的全貌和特征，同时力求结合分析的方法与整体的方法；在世界观层面，以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和解析口头文学内外部规律的基础。全观诗学强调共时方法,注重要素间关系和彼此作用,同时引入历史发展的维度，从而多方面展现民众口头文学活动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等。相较于“书写性”和因特网，“口头性”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且长期居于统领性地位，因而也是“全观”的合理出发点。
关键词：全观诗学 口头理论 文化生态系统 口头性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教授（北京102488）
一、概说
本文拟提出一个主要用来研究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基本理论的整体框架——包括方法论原则和认识论基础。笔者将其命名为“全观诗学”（holistic poetics）。“全观诗学”的提出，缘于迄今为止的文艺理论，虽然在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诸多维度和环节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立足语言交流属性通盘考虑口头文学的特质、结构、功能和文化环境的努力仍远未充分。“全观诗学”的思想养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文学理论成果，尤其是口头文学研究，如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和“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等；第二，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尤其是讲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方向的成果，如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和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等；第三，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和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全观诗学的哲学文化立场是唯物史观，这也是本文赖以形成的认识论基础：肯定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抱持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观点，尤其强调口头文学作为历史现象是与人类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而且总是随着历史进程发展变化，并非仅仅是过去时代化石般的“遗存”。随着阅读人口的全球性增长，以及数字影像的兴盛发展，口头文学在未来社会中将以新的形式和新的运作机制存在并发展。
本文的意图是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理论探索，顺应口头文学学科体系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匡正晚近国际口头文学研究领域中热衷解析形式要素的倾向。中国口头文学学科的前期建设，以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为代表，其对口头文学基本特征——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的总结，影响深远。作为本学科的奠基性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用大量篇幅回答了口头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本文则是在其基础上，侧重回答口头文学“怎样”创作、传承、传播和接受的问题。
这里所用的“诗学”概念，采取文艺批评中较为宽泛的定义，指考察某话语、文类（genre）或文化系统发生特定作用的结构、方法和规范。简而言之，“诗学”倾向于关注某事物如何发生作用（how something works），而非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的问题。正如邓迪斯（Alan Dundes）所说，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民俗学从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开始，就属于或被看作文学学科，或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方向。而口头文学从民俗学诞生之日至今，一直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被这三个学科所“拥抱”，口头文学研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就理所当然地不断从文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汲取养分和动力，获得方法论的启迪，同时也一直与这几个学科的互涉领域——口头传统研究纠缠不清。于是，口头文学理论就一直具有多学科性或学科间性的复杂特征。影响深远的“口头程式理论”就是一个例证，该学派是在古典学、语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论域和学术脉络上说，“全观诗学”应看作在“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全观诗学的体系化建构，应当包括几个维度，即一个由若干彼此交叉的轴线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二维的，而是多维立体的，交叉点各边也不可能是均分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几根轴线，包括书面与口头、西方与非西方、古代与现代，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即言文、东西方、古今、艺文。这几根轴线有交叉，也彼此缠绕。以古今一轴而论，在古代一端，有古代西方和东方的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和诗学，如西方的“荷马史诗”（口头）和《埃涅阿斯纪》（书面），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也有东方的《诗经》之“十五国风”（口头为主）和《离骚》（书面），以及《文心雕龙》和梵语《诗镜》等诗学成果；在近代以来的一端，也有来源于口头或活态口头传承的文学，如芬兰的《卡勒瓦拉》和中国藏族的《格萨尔》，以及大量书面创作的作品；至于现代以来关于口头和书面文学以及艺术的文论成果就更多，恕难一一列举。其余以此类推。进一步设想：如果去掉或截断其中若干轴线，则这里将要展开的主要论题就无法在多维立体的向度上进行。所以，“全观”并非指上帝般“全知的视角”及其巨细靡遗的整体图景，更非试图完整地阐释研究对象的一切主要方面。换言之，“全观”并不是在该词“完整、全体”等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基于“整全观”（holism）立场——在广泛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系统性地观照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全观”乃是恪守口头文学的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来统摄文艺活动的整体，不过更强调立足今天观照古代、立足东方观照世界、立足口头观照书面、立足文学观照其他艺术。质言之，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释体系。至于为何基于口头建立“全观”视域，乃是因为口头性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不仅从未离开，而且一直发挥统领性作用。在人类创造的口头集市（oAgora）、文本集市（tAgora）和电子集市（eAgora）并行的今天，口头性仍然处于人类交流活动的支配地位且是贯通一切领域的基本传播方式。
何谓“口头文学”？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语言，语言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这就是口头文学。中国的民间文学教材中，通常列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史诗、谚语、谜语、俗语、歇后语、抒情诗、民间说唱、小戏等口头文类或体裁。在倡导当代诗歌与诗学实践的一个美国门户网站上，口头诗歌文类还包括圣歌、祷词、幻象和梦境、神圣叙事、虚构叙事、历史掌故、逸闻趣事、仪式歌、赞词、赐名、文字游戏、咒语、布道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除创造出大量常见文类（神话、故事、歌谣等）外，还发展出数量可观的“本土文类”，如蒙古族好来宝、彝族克智论辩、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等。进入因特网时代，按照沃尔特·翁（Walter J.Ong）的总结，利用电子媒介出现的“次生的口头性”（secondary orality）因其参与性、群体感和刻意追求语词艺术性等，而与传统的口头性趋同。笔者认为新媒介中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口头演述样式，也可纳入口头文学范围进行考察。
以往中外学界多将“口头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口语艺术”（verbal art）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以与“文人的文学”相区别。在具体使用时，口头文学强调口头媒介，民间文学侧重创作主体，曲艺表演（口语艺术）注重艺术特质。不过，口头/书写、民间/作家这种两分法的合理性，晚近遭到一些学者质疑。杰森（Heda Jason）提出：在当今社会中，可能同时存在“高阶书面文学”（high written literature）、“口头高阶文学”（oral high literature）、“书面民间文学”（written folk literature）等类型。高阶书面文学不用解释，口头高阶文学指以口头传统为主要交流手段的社会中高度发展的口头文学，如柯尔克孜族民众中传承的《玛纳斯》史诗。书面民间文学指在民间由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诵读的书面化了的口头文学。本文中所用“口头文学”概念既指前文字社会中的口头文学，也指与书面文学并行发展的口头文学。笔者认为，可按照使用媒介将文学划分为口头和书面文学，并将二者置于轴线两端，中间安置过渡形态的文学,如书写的口头文学和文人仿作民间文学等类型。比起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简单两分，这样定位更准确。
在人类文学生产的历史上，口头文学的出现远早于书面文学。高尔基说，“应当指出，文学最初开始时是‘口头的’，它是古代劳动过程的回响和反映。”后来，随着在全球各地渐次发展起来不同的书写体系，掌握文字的人群中出现了少数用文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作家），就出现了书面文学，并渐渐形成书面文学传统。共时地看，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关系“互为补角”：把口头文学比作角A，书面文学比作角B，两者相加等于平角，两者构成“互补”关系。就整个文学传统而言，角A大时，角B就小。人类社会中，在阅读人口（约等于书面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人群）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角A）往往就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阅读人口快速增长，书面文学（角B）占据支配地位时，角B就会挤压角A，这时口头文学的传承、传播、接受和评价等，也都会受到很大挤压。就两者互为补角的关系——此消彼长，一方是另一方的存在条件而言，这个比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并不能对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作“二分法”的理解，因相互之间是彼此影响、渗透、交织的关系——这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很难动辄划分出清晰的边界。不过就整体图景而言，这么理解不无道理。需要再次强调：在书面文学出现之前，人类的文学并没有所谓口头和书写的两歧遂分。是书写文化的发展，映衬出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特征。此后，随着书面文学的充分发展带来的“极化”效应，口头文学在口头性这一极的特质，也就得到了更清晰的显影，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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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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