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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
  作者:户晓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0 | 点击数:1282
 

二、什么是理论

  说起理论,虽然不是民俗学的强项,但有些人会说,民俗学也有理论,理论来自田野和材料,似乎每个人都有理论,至少我们随口就能说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邓迪斯的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等等。2013年8月21-23日,芬兰召开了纪念劳里·杭柯(Lauri Honko,1932-2002)的学术会议,议题就是“理论在民俗学和比较宗教中的作用”,主要讨论杭柯的理论贡献。相比而言,德语地区(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民俗学者比其他国家的民俗学者更注重理论性和抽象性的思考。单从他们的一些论题来看,早年的著作有与纳粹有染的民俗学者海因里希·哈姆扬茨的《民、人与物:对民俗学概念建构的认识批判研究》和赫伯特·弗罗伊登塔尔的《德国民俗学的学术理论》,后来的论文有曼弗雷德·埃格特的《论欧洲民族学中的理论建构》、卡尔·克拉默的《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特奥多尔·格伦特鲁普的《论民间性这个概念》,文集有格哈德·卢茨编的《民俗学:问题史手册》、黑尔格·格恩特编的《论争中的“民俗学”专业和概念》和哈尔姆-佩尔·齐默尔曼编的《历史中没有展开的东西:作为文化学的民俗学中的越界和跨学科面面观》。对德语地区民俗学的概念思维,我也做过示例研究。

  即便是把哲学引入民俗学的做法,也并非吕微和我的首创。例如,我已翻译的两本书——麦克斯·吕蒂的《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和安德烈·约勒斯的《简单的形式:圣徒传说、传说、神话、谜语、格言、案例、回忆录、童话、笑话》——就渗透着哲学思想和方法论。除此之外,我见到的直接与哲学相关的民俗学著述还有:赫尔穆特·延德赖克的《黑格尔与雅各布·格林:一种学术理论史论》和沃尔夫冈·仁茨的《先验哲学与民俗学:论作为回忆基础的先验哲学》;哈尔姆-佩尔·齐默尔曼的《审美的启蒙:以民俗学为目的对浪漫派的修正》一书从康德的批判哲学立场反思德国浪漫派及其对民俗学的深刻影响。在英语世界,用现象学方法理解普罗普的童话形态学和鲍曼的表演理论的著作有哈里斯·伯杰和乔瓦纳·戴尔·内格罗的《身份与日常生活:民俗、音乐与通俗文化文集》。在《作为实践的理论:民俗学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些辩证法》一文中,哈里斯·伯杰用现象学方法反思民俗学理论,并且指出,“理论建构在民俗学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田野从纯粹的搜集中拯救出来,并且试图弄清楚在表现性文化的经验中呈现出来却没有被清晰把握的东西”。

  如果仅仅着眼于经验和事实,那么,仅凭上述材料,我似乎也可以说,民俗学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哲学。所以,吕微和我的做法不仅不是“横空出世”,反而有学科渊源。但即便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断言,国际民俗学界的“这种反思性工作已经进行得十分彻底”了呢?果真如此的话,吕微的理论研究还有没有创新价值甚至还有没有必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问:什么是理论?概念辨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同样的内涵和外延下使用概念,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但遗憾的是,在经验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不仅民俗学界,而且整个学术界,对“理论”概念都存在着混乱认识。即便有些号称做理论的人,也常常把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律误认为理论。

  实际上,“理论”在德语中是Theorie,在英语中是theory,二者均来自古希腊语theoria(观察、研究、科学知识),其名词词根的本意是剧场的观众,它指的不仅是一种静观,而且是一种“暂时”脱离现实的抽象而系统的思维方式。所以,牛津词典把theory(理论)解释为“a supposition or a system of ideas intended to explain something,esp.one based on general principles independent of the thing to be explained”。可见,理论本质上不是归纳,而是演绎,是根据“独立于”被解释之事的普遍原则(理)来解释某事的一种思想假设(逻辑推演)或思想体系。理论不仅是这样一种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这样一种表达和论辩问题的方式。因此,理论其实也是论理,是思考、推演、论述和论辩问题的方式。亚里士多德明确把理论沉思和思辨当作最高的神性科学,因为它离感觉最远并且最难知晓,但它又是连续的、纯粹的、自足的和神圣的。理论的神圣性一直保留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中,因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思维能达的极限运动,是人接近神性的一种能力。理论能够帮助人类克服感性的和主观的局限,明确理性自身的能力及其限度并且眺望神性。简言之,理论就是论理,它不仅不依赖于经验事实,而且要跳出它,以逻辑规则来讲道理和做论证。

  由此看来,即便哈里斯·伯杰所谓的民俗学“元理论”(metatheory)——其特征在于对有关理论与材料本身的观念做出明确考察——即关于理论的理论,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理论,因为真正的理论还必须是康德说的那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知识,至少要追求这样的内在必然性。要追求内在必然性,就不能限于经验,而是必须超出经验,进行先验的和超验的思维。所谓先验逻辑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要超越经验的有限性而不断追问,一直要问到无限性(无条件的条件)和必然性,真正的理论在此就超越了一般的元理论,而走向了思维的彻底性和自明性。恰恰是理论要追索的这种必然性和无条件的条件超出了经验领域。由于经验领域都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现象,所以,根据事实和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和可能性,不能构成具有确定性和完备性的理论。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以往民俗学研究中的元理论并不多见,真正的理论就更为罕见。即使上文列举的那些理论著述,由于缺乏完备性、系统性,特别是由于缺乏对内在必然知识的理性追求和逻辑论证,所以,虽然它们具备了理论的因素,但仍然不能称为真正的理论。尽管完备性、系统性和内在必然性可能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对和否认,但是它们是理论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属性,而不是任何人的

  主观偏好,更与主观偏好无关。如果一个人要从事理论研究,那么,“在达到每一个目的时注重完备性(Vollständigkeit),与达到一切目的时注重详尽性(Ausführlichkeit)相结合,这些并非一种任意的决心,而是知识本身的本性作为我们批判研究的素材交付给我们的任务。还有确定性(Gewiβheit)和明晰性(Deutlichkeit)这两种东西涉及这种研究的形式,它们应当被视为人们可以正当地对这位敢于从事一项如此难以把握的研究计划的作者提出的本质要求”。

  中国不好辩、不善辩和不许辩的传统阻碍了理论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生长,所以我们考虑问题容易意气用事,从感性和经验出发,难以摆脱感性和经验的限制来进行理论思考。不仅如此,由于不习惯和不擅长,我们还常常不喜欢甚至抵触理论。正因如此,多数中国学者都在以会议发言的方式写论文。他们提出的看法和意见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是灵光闪现,或者仅仅用一些材料做支撑,而缺乏逻辑上的细致推论和学理上的严格论证。其实,不同的材料可以支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可能只是立场和角度不同,并不构成逻辑上的对立或反驳关系。更重要的是,既然是研究,就需要寻求真确的看法和结论,而看法和结论是否真确,仅有可靠的材料并不够,还需要严谨的逻辑论证。否则,就会在各种“‘知识’混战中,留下‘我觉得……’的单纯理论‘意见’的一片狼藉”。但遗憾的是,也许由于意见表达起来比较轻松,而理论则要费力得多,所以,日常思维的天然倾向总是喜欢意见,厌恶理论。尤其在经验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我们常常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是理论,而且恰恰因为不辨真假,所以常常认假为真,对理论思维有天然的抵触情绪。但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日常生活而言,理论思维不仅不可或缺而且非常重要,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学术思维中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往往是在“错误地进行思维”,而理论则是我们避免思维错误和思维幻相的不二法门。

  也许正是由于理论思维方式与日常思维习惯有很大差异,所以对理论的轻视甚至敌视,不独中国为然,也远非只有民俗学界如此。即便处身于思辨传统深厚的德国,早在1970年,鲍辛格就发表了《论民俗学中对理论的敌对态度》一文,集中批判了民俗学者的一种倾向,即不仅缺乏精雕细刻的理论,而且对任何理论的努力都一直持反感态度。他认为,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有三:一是与民俗学材料的堆积和繁杂有关。材料越繁杂,说明越缺乏理论,正是这种繁杂暴露出理论的缺陷,但单纯从这种繁杂中,却找不到弥补理论缺陷的机会。在鲍辛格看来,堆积的材料再多,也出不来理论,因为理论不来自材料。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民俗学者的另一种普遍做法,即总要从其它学科借鉴方法和视角,但这样借用的方法和视角只是理论的要素,而不是理论的整体,因而需要深入的分析和辨析。民俗学的新进步似乎总是以新材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鲍辛格看来,这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恰恰是止步于理论甚至反感理论的一个原因;二是民俗学材料的特性似乎也不利于理论建构。民俗学的搜集者们缺乏反思,以伪实证主义(Scheinpositivismus)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为榜样,不知道自然科学家也是完全根据理论假设在进行研究。新材料的大量堆积并没有把人们领入新领域,而是让他们在旧基础上原地踏步;三是因为放弃理论而赞成现状或现存的东西,必然有助于一种以旧经验推算新结果的实践,这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主义式的实践。可见,尽管鲍辛格并不专门研究理论,但他懂理论,知道理论至少不是经验主义,所以他才会批评德国民俗学者憎恶理论的做法。然而,鲍辛格在近半个世纪之前说出的这些道理,有多少民俗学者认真听取和领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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